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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

第二十三篇 人物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08日 浏览次数: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黎明

黎明,原名王在芳,1924年(民国13年)3月出生于山东省莱芜县常庄村一个中农家庭,1941年7月参加革命,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鲁中一军区做青年工作,以后在山东省泰山专员公署秘书处当会计,1943年到淄川县公安局当秘书。在日寇向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时,黎明被捕入狱,在狱中敌人对他施行严刑拷打,他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继续投入革命工作。

1945年“九三”胜利后,他积极响应党中央关于开辟东北根据地的号召,来到东北局,被分配到本溪县连山关区任公安助理员,不久调到本溪县公安局社会股工作。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本溪后,他到小市区坚持游击战争。1947年7月,他带领小市区中队两个班进驻山城子村抓土地改革工作。一次在去达官寨的途中,因遭遇小市还乡团伏击而壮烈牺牲,时年23岁。

方未艾

方未艾, 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他19岁时,受南方“五卅”运动影响,领导其所在的公主岭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农业专科学校学生集体罢课,以示抗日。迫使校长剖腹自杀。方未艾被迫离校,投身到吉林市的东北陆军第三十四团步兵营,改名方靖远。后任上士文书。在兵营中初识以后成为著名作家的萧军。萧军当时名叫刘吟飞,18岁。

1928年夏,方未艾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九期候补生队,即东北陆军第六期军士教导队。同年12月,在教导队结业,正式考入东北陆军讲武堂第二总队骑兵队。1931年,毕业于东北陆军讲武堂,为第十期毕业生。1931年夏,被任命舒兰东北军六十六团第二营营部营副。“九一八”事变后,他参加抗日斗争。失败后,方未艾同萧军一起潜入哈尔滨市参加抗日活动。1932年3月,被聘为哈尔滨《东三省商报》副刊编辑。9月,被聘为《国际协报》副刊编辑。1932年10月,方未艾经中共党员金伯阳(中共满洲省委委员)、黄吟秋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反满抗日斗争。开始与杨靖宇、赵一曼、赵尚志和著名作家萧军、萧红、舒群、杨朔、罗烽、白朗、金剑啸、金人等有各种往来关系。1933年元旦,方未艾在负责编辑的《国际协报》新年征文中,首次发表萧红的处女作短篇小说《王阿嫂之死》。当年春,又在《国际协报》上,首次连载发表了萧军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涓涓》。1933年10月至1935年8月,方未艾被中共满洲省委派遣到苏联海参崴列宁学院学习。1934年,经联共党员丁山和张锡等介绍,他加入苏联共产党。1935年秋,在伯力苏联远东红军任侦察员。1936年夏,因不满苏联的肃反扩大化,方未艾由北京转赴新疆乌鲁木齐(时称迪化)。当年参加反帝同盟会。在阿山专区任反帝分会书记、阿山金矿局副局长。1938年2月,在苏联大使馆的指使下方未艾于阿山被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羁押到当时的迪化市(即现在乌鲁木齐)第二监狱。1944年秋,他在监狱中结识著名演员赵丹。1945年4月,盛世才调离新疆后获释。1947年10月末,方未艾离开新疆转赴甘肃省。兰州解放后,经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琪和第二兵团司令部宣传部长胡友之介绍,方未艾任甘肃省文联副主席,兼任省中苏友协社会服务部长。后在兰州大学任俄语系教授,他被选为省、市人民代表。时年,他与彭德怀总司令结识。1950年10月,在西安参加西北首届文代会,他被选为西北文协委员。1951年,经国家教育部调动,迁居山东省青岛市,在山东大学任外文系副主任、俄语教研室主任,兼任青岛市文联副主席。1952年夏,他在北京参加全国第一次翻译工作会议。被约定翻译俄文长篇名著《彼得大帝》。1951年,方未艾被错定为山东的“胡风分子”,失去人身自由和公民权。1962年由山东迁居本溪,直到1979年4月,被落实政策恢复了公民权。当年夏,他离开农村举家迁到本溪县南甸石灰石矿。1980年,开始写作革命回忆录、文学回忆录。最初在《哈尔滨日报》发表《像慈母一样哺育我的城市》。之后又发麦《杨朔在太阳岛》一文,随之在《东北文学研究丛刊》、《文学论丛》、《哈尔滨文史资料》、《沈阳文史资料》、《文化史料丛刊》、《革命史资料》、《萧军纪念集》、《温佩筠译文集》、《星火》、《本溪文史资料》等,发表革命或文化界知名人物回忆文章。在定居本溪县南甸石灰石矿期间,方未艾已80几岁,先后撰写了《我和萧军六十年》、《萧军来访谈萧红》、《追忆张学良将军》、《我所认识的赵一曼》、《缅怀抗日英雄杨靖宇》、《再逢赵尚志》、《在兰州结识的彭德怀》、《青年时期的杨朔》、《赵丹在新疆监狱》等数十万字的回忆文章,陆续在国内报刊上发表,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1989年,方未艾被本溪市文联、市作家协会聘为顾问,又先后被聘为辽宁省、本溪市诗词协会顾问。也被黑龙江省电视台聘为电视剧《萧红》的顾问。2000年,方未艾多次应辽宁、吉林、黑龙江省文联和大学的邀请,参加萧军、萧红、舒群、金剑啸等人的文学创作研讨会、纪念会活动。方未艾撰写的由辽宁省政协和本溪市政协编辑的25万字的《历史珍忆》革命、文化名人回忆录一书,由辽宁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辽宁省政协副主席张毓茂撰文写序。

2003年12月方未艾病逝,国内友人纷纷在报刊上发表怀念他的文章。

吴绍起

吴绍起,辽宁省辽中县人。出生于地主家庭。1945年“九·三”胜利后参加革命,分配到本溪县公安局工作。

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本溪县后,县委为建立山区革命根据地,根据 “五四”土改指示,确定土改的重点以草河掌和东部山区为中心。吴绍起服从组织分配,爬山涉水到偏僻的山区去组织农民开展土改斗争。同年9月,被任命为小市区区长。

10月11日,驻扎在本溪的国民党军队开始向小市、田师傅大举进攻。小市区政府和区中队由县民运部长张浙和吴绍起带领,撤到山城子水簸箕沟村大夹砬子沟坚持对敌斗争。

1946年10月末的一天,吴绍起参加干部会议,散会后回住处时,路遇一个县保安团战士携枪逃走。吴绍起对他进行盘问后,准备亲自押送回区处理,不料被逃兵在途中开枪打伤。区政委张浙等闻枪声赶来,立即将他抬到屋里救护,但因伤势过重而牺牲。

吴绍起在牺牲之前用微弱的声音断断续续地说:“努力吧!不要动摇,不要妥协,和敌人拼到底。”在场的同志都被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他用希望和恳切的语言,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请求:“我是一名中共候补党员,根据我的表现,能批准我为一名中共正式党员,我虽死也光荣。”县委领导根据他的表现,同意他的请求,提前宣布他转为正式党员。他听到以后,露出微笑的目光,断断续续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万岁!”

王者礼

王者礼,1917年(民国6年)生于河北省,抗日战争时期投身革命,1946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根据党组织需要,转赴东北工作。1947年7月,王者礼被任命为本溪县公安队队长。1948年6月,县公安队经过整训,按县委部署,除留出一部分人员看守杀人犯和担任警卫外,其余42名公安战士由王者礼率领驻守于敌占区边缘的桥头地区,宿营在栾家崴子一带。

王者礼带领公安战士配合部队扫清残余土匪,打击国民党军队的骚扰活动,同时组织农副业生产。以身作则,同公安战士们一道,利用战斗和训练的空隙时间,耕种土地13.33公顷,缓解了部队给养不足的问题。在革命斗争中,他严以律己,经常向战士们宣传:“一个没有组织纪律的战斗集体,就不能经受住战斗考验。”为了提高队伍的战斗力,他带领战士天天坚持苦练杀敌本领。王者礼还注意发扬人民军队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经常带领战士为驻地群众劈柴、担水、打扫院落、做农活等,深受群众的拥护和爱戴。

在艰苦的对敌斗争中,被围困在本溪城区的国民党二0七师和“清剿队,”因缺粮,经常出动小股部队到桥头解放区抢粮抢物,均被县公安队击溃。敌人不甘心失败,于7月14日凌晨3时调集所属第三团,另加一个营的兵力,配备10余挺机枪,3门重炮,由100多匹骡马驮着炮弹,分兵两路,向县公安队驻地发起进攻。

公安队设在北山的哨兵发现了偷袭的敌人,立即鸣枪报警。队长王者礼听到枪声后,迅速派两个班战士抢占了栾家崴子北岭制高点,向敌人发起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时增援北山岗哨的两个班在向后山阵地靠近时,遭到敌人的疯狂阻击,战士们奋勇还击,伤敌、俘敌各一名,其余敌人后退。    

不久,敌人组织数倍于县公安队的兵力向后山扑来。鉴于敌强我弱,王者礼决定撤退。他一面组织反击掩护,一面指挥部队突围。在解放军警卫排的策应下,战斗持续了6个多小时,击退敌人3次冲锋,击毙、击伤敌人20余人,俘敌1人,缴获六零炮弹79发、步枪1支、迫击炮弹2枚。

当敌人进行第四次反扑时,县公安队惟一的1挺机枪突然发生故障,为掩护多数战士安全撤退,王者礼带领一个班重新投入战斗,在与敌激战时,中弹牺牲,年仅31岁。

富春雨

富春雨,满族,1921年(民国10年)生于本溪县桥头(今平山区北台镇)富家村。其父富庆昌一生务农。富春雨11岁时,父亲被诬“通匪”抓进了监狱,经母亲变卖家产,疏通关节,父亲才被放出来。

1937年,富春雨由本溪国民高等学校毕业后,在家务农,次年8月来到本溪煤铁公司营善工厂做工。深受日本侵略者的剥削和压榨。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汉奸走狗充满了仇恨。1945年1月,富春雨到本溪放送局(广播电台)工作,有了广泛接触社会各方面群众的条件,思想上更加成熟。日本侵略者投降后,他自觉参加抗日救亡活动,走上革命道路。“八一五”光复时,富春雨作为本溪地方群众代表之一,同人民军队和苏联红军联合接受日军投降事宜,并参加了本溪市民主联合政府。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本溪,本溪放送局被国民党沈阳广播电台接收,富春雨在本溪湖广播电台任新闻记者, 7月兼任东北通讯社本溪湖特派记者。东北通讯社是国民党的新闻机构,共产党地下工作者王书鼐以国民党东北长官部上校督察员的公开身份兼任社长,领导地下工作人员,每天从广播中收听国民党军队和苏联红军驻长春司令部的消息,再把这些消息整理成新闻稿发往各报社。富春雨在本溪任记者期间,出色地完成了新闻工作任务,还积极配合、支持本溪教育界刘自浚、王晋阶领导的“罢教、罢课”爱国运动,深受王社长的赏识。1946年7月,经王书鼐介绍,富春雨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6年11月3日,富春雨受王书鼐委派到长春筹建东北通讯社长春分社。1947年1月2日,长春分社成立,富春雨担任社长兼编辑部主任。7月12日在长春分社设立了电台,进行情报联络工作。东北通讯社实际成为东北民主联军敌后情报联络处。富春雨作为敌后情报联络处负责人,编辑和整理情报,将长春报纸当天刊登的主要消息摘录后向沈阳总社报告。为发挥党组织的作用,长春分社秘密成立了党的长春支部东北通讯小组,为人民军队不断提供有价值的秘密情报。

1947年夏,国民党为了抗拒人民解放军的夏季攻势,在长春市郊区修筑了城防工事,为把敌军城防工事图弄到手,分社人员在富春雨的指挥下,进行了紧张的收集活动。记者李若倩因主动接触国民党上层人物收集军事消息,引起国民党督察处特务的警觉而遭到拘留。富春雨闻迅后,直接面见督察处长安震东,他义正辞严地说“李若倩采访是我社长派去的,你拘留记者是非法的,你要调查就调查我和王书鼐好了。”安震东知道王书鼎是国民党沈阳警备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不敢惹这位“大人物,”同时几天的审讯调查也没有抓住把柄,只好放人。但他并未就此罢休,决定设计诱捕长春分社的记者。

安震东因爱好戏曲,同伪满时期文艺界的知识分子侯子顺、张松亭熟悉。东北通讯社的一些戏迷也与侯、张有往来。侯当时在长春城防事务委员会任职。一天,通讯社的记者袁学群等人试探着问侯的工作情况,侯告诉了安震东,安震东得知后更加怀疑几个记者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第二天,侯在家邀请通讯社富春雨等几个记者,在递烟忙乱中假意将图纸翻落地上,后又拣放回去,侯借故离开房间,几个记者立即打开抽屉把图纸揣在怀中,这一切早已被埋伏好的特务看得一清二楚。10月13日,富春雨等被秘密逮捕,关押在长春督察处看守所。此前,北平、沈阳、锦州地下电台均遭到破坏,东北通讯社社长王书鼐也被秘密逮捕。

在狱中,富春雨受尽了严刑拷打,但他意志坚定,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敌人对富春雨想尽办法,刑讯逼供,都未能如愿。

10月17日是长春将要解放的前两天,国民党当局对富春雨等41名青年下了毒手。他们将富春雨眼睛蒙住,嘴里塞满棉花,用钢丝、电线把双手捆绑起来,然后用刺刀刺死。最后填入督察处院内一个大坑。富春雨牺牲时年仅27岁。

金明

金明,原名金永善,别名金永华。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2月出生于本溪县碱厂区黄家堡村一个农民家庭。1912年(民国元年)——1918年(民国7年)在本村私塾读书,1921年(民国10年)——1922年在碱厂小学读书,1923年至1925年在奉天省第一工科中学预科读书,1926年考入奉天省第二工科中学本科学习,1927年(民国16年)3月考入东北讲武堂,1928年2月考入东北讲武堂第十期步兵科学习,1930年9月任东北军第六旅四十团准尉、少尉排长,1933年4月任东北军五十一军一一0师六三八团中尉排长、代理排长。1936年1月任东北军五十一师司令部上尉教育参谋。

金明于1938年4月在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参加八路军,1945年5月在鲁中军区教导营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在陕西泾阳县安吴堡参加青年训练班军事队学习一个月后,任青年训练班军事队队长职务,同年8月任晋升东南抗日军政大学总校军事教育训练班军事教员。1940年2月在抗日军政大学一分校任军事教员。1942年4月,在鲁中军区教育营一队任队长、军教主任等职。1945年6月,任鲁中军区新兵团副团长,1945年9月任东满军区第三支队司令部参谋处处长,1946年6月在辽东省军政干部学校任副教育长,1947年8月在辽东四纵队十二补充团任副团长,1948年3月在辽宁军区独立第七团任副团长、党委会委员。1949年1月在辽宁军区解放第三团、第二团任副团长、党委会委员,1950年6月在辽宁军区一六九师司令部任作战科、侦察科科长,1951年1月在辽宁军区海防巡逻大队任大队长、党委会委员。1951年参加进攻水运岛战斗任副总指挥,负责水上船只航行作战部署。1952年转业到地方,任辽东省窑业公司经理、陶瓷总厂厂长。1958年,调任硫化铁矿矿长。1961年10月分配到本溪县碱厂公社任副社长,主管公社文教、卫生、政权建设方面的工作,后因患瘫痪退休。1977年病逝,享年72岁。

韩纯才

韩纯才,原名韩振文。1925年(民国14年)10月出生于山西省孟县上细腰村一个贫农家庭。

抗日战争时期,韩纯才在村里担任发行员、治安员,受过青救会训练, 1943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8月12日参加八路军,1945年8月在抗大二分校四中队任通讯员,1946年2月在晋察冀军政干校任通讯员,1947年任警卫排班长, 1948年6月任警卫连副排长、代理排长, 1948年9月在华北步校四大队学习。1949年天津解放后,韩纯才被编入天津卫戍区纠察队。1950年,到十九兵团干训队受训,同年2月任十九兵团二大队八队区队长。1951年4月,在九队学军事。1952年,在十九兵团九队立三等功一次。1953年6月,担任长春第五军政干校区队长,1954年5月调到抚顺市兵役局任助理员,1956年2月到牡丹江速成中学学习,1956年10月,任本溪市兵役局助理,1958年4月25日转业到田师傅镇,历任武装部长、党委组织委员、公社党委副书记。

韩纯才转业到地方工作后,把党和军队的好传统、好作风带到地方。他作风朴实,深入群众,平易近人,和蔼可亲。群众热情地称赞他为“韩八路。”

1960年8月初,韩纯才从上级党校学习结束回到公社,党委领导让他在家休息几天再下乡,他说:“眼下正是夏忙季节,农村工作那么多,我不能在家休息。”在他再三请求下,党委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二天韩纯才便下乡到任务较重的北甸子大队去了。临走前,爱人对他说:“领导不是让你休息几天再下乡吗?”他对爱人说:“马城子是重点队,现在正是汛期,生产队的土豆还没起,秋菜还没种,我放心不下。”他离家时,大雨就已经连降数日,太子河水迅速上涨。韩纯才一到大队就和公社几名干部分别到北甸子、近边寺、马家城子查看水情。8月3日下午,韩纯才来到马家城子村,不顾天黑雨大,冒雨到河边观察水情,组织群众装草袋堵决口。哪里出现险情他就奔向哪里。正当大家与洪水博斗的紧张时刻,东崴子大坝上水了。韩纯才立即派社员前去堵坝,堵坝的社员走后,他找到了队长武连贵、社员马成山摸黑奔向大坝。这时大坝已经决口,只好照原路返回。他们撤到距马城子七八十米远时,洪水已将尚未辅轨的本桓铁路路基冲毁。洪水夹着沙石树根冲向马城子,刹时,周围成了一片汪洋大海,3个人前进不得,后退无路,被凶猛洪峰冲散。不会游泳的韩纯才和社员马成山被洪水夺去了生命。

1960年8月7日,田师傅公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会。县政府追认韩纯才为革命烈士。

张凤桥

张凤桥,草河口区棒槌岭村人。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东北。一次,连山关的铁路警察到张凤桥家敲诈勒索。由于家贫拿不出好东西招待,便惹怒了警察,第二天上午将他带到警察署,毒打一顿,最后家人托亲求友才保了出来。日本人修安奉铁路(今沈丹铁路)时,他又被抓去当了一年劳工。

1945年“九三”抗战胜利后,共产党、八路军解放了他的家乡,成立了人民民主政府,张凤桥积极参加了反奸、反霸、清算和减租减息的斗争。1946年6月,国民党军队侵占了连山关,到处抓兵拉夫,他又被国民党兵抓去修碉堡。1947年4月,国民党军队退却时,又将他的长子张文国抓去。他在送行时悄悄地告诉儿子:“孩子,可别忘了共产党毛主席呀。”儿子点头示意,父子洒泪而别。1947年5月,连山关解放了,成立了区政府和村农会,领导广大贫苦农民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土改斗争。他积极参加农会和土改斗争,成为土改斗争中的积极分子。1948年,区政府敲锣打敲来到他家,领导告诉他说:“你儿子已经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攻打辽阳时立了功,今天来给你送立功喜报。”知道儿子的下落并立了功,激动不已的张凤桥更加坚定了跟共产党走的信念。

1950年秋,张凤桥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带头组织互助组,被选为组长。1951年秋,互助组的庄稼获得了大丰收,他又被选为县劳动模范。1953年,张凤桥的儿子在抗美援朝中光荣牺牲。他闻讯后表示:“要化悲痛为力量,坚决听党的话,永远跟党走,发展生产,支援国家建设。”

1953年秋,他领导的互助组由5户发展到19户。并向政府提出了成立农业合作社的申请。1954年2月15日经政府批准,张凤桥带领25户农民成立了农业生产合作社。1954年10月2日,他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3月,张凤桥出席了辽宁省民政厅召开的军烈属模范大会,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并颁发给他一枚奖章。同年,他被选为本溪市人民代表,出席了市首届人民代表大会。

1956年,他被选为集体农庄主席。1957年10月7月,他光荣地出席了全国军烈属、转复军人积极分子大会。10月16日下午4点30分,他在怀仁堂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合影留念。毛主席亲切地与他握手并询问情况。1958年8月15日,连山关成立了人民公社,他被选为公社党委委员、公社副社长。

1959年,公社党委派张凤桥组建公社敬老院并由他担任院长。1963年9月19日,张凤桥患重病。市、县、公社领导对他的病情十分关怀,本溪人民委员会副市长张剑亲自到他的住宅探病慰问。同年10月20日上午12时,张凤桥病故。公社召开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市、县、公社各机关送了花圈,辽宁省民政厅派人参加追悼会并送了花圈。

 

杨坚白

杨坚白,曾用声于典、杨娱天、杨异同、康莫逆、于天、非石等笔名。1911年(清宣统三年)4月21日生于辽宁省本溪县。其父毕业于本溪县师范学堂,后任教师。杨坚白小时读了一些孔孟的书。由于家境困窘,他的求学时断时续,高等师范未毕业,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民族危亡使他和一些同学不能安心于课堂读书,只得中途辍学,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开始,为了隐蔽自己的活动,他到本溪煤铁公司当了几个月的小职员(会计),虽然日薪只有6角钱,但却是他最初了解企业,了解社会的窗口。

青年时代的杨坚白思想活跃,异常勤奋,涉猎了大量左翼文学,对社会科学兴趣广泛。本来他最喜爱理工科,可是特殊的环境和经历,使他不得不放弃理工改学文科。由于东北是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有学日语的条件,为了求知,他刻苦攻读日语,还自修了俄语。

1932年冬,杨坚白通过进步学生张晓岩结识了李烈生(即李兆麟),由李介绍加入了共青团,1933年入党,参与本溪党、团组织的组建工作。成为本溪最早的党员之一。不久,他被调到奉天(今沈阳)党的特委,在那里专门从事党的宣传活动。1933年6月的一天,本溪湖开运动会,当时的中共本溪特支组织委员陈相毅在会场上散发传单,被日本巡警当场逮捕。陈经不起敌人的拷打逼问,供出本溪党组织,出卖了孙已泰、徐殿孕和杨坚白3人。敌人马上逮捕了孙、徐2人。因杨坚白自己调往奉天特委工作,敌人从他与家人的通信中发现线索,通过奉天日本领事馆警署抓捕了他。他被判12年徒刑,上诉后,1935年被改判5年徒刑。入狱时,他被关押在奉天地方法院看守所。不久,时任中共奉天特委书记的杨一辰,也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关进看守所,同杨坚白住在一起。后来,杨一辰、杨坚白、孙已泰等人又被转入奉天检察厅看守所。杨一辰同志参加革命早,阅历深,经验丰富,同监难友们非常敬重他,尊称他为老大哥。因此,监狱里逐步形成了以他为首的党的核心组织。他们互相勉励,互相鼓舞革命斗志。一次,杨坚白因被敌人用刑,身体极度虚弱,伤口严重感染化浓。放风时,杨一辰递给他一个纸条,上面写着一首诗:“统治阶级,设置监牢。囚吾志士,肆彼横暴。但吾志士,忠贞在抱。心为石兮不可转,汤可赴兮火可蹈。善摄生兮保此身,持其志兮气勿躁。奋斗!奋斗!红日五洲普照。”杨坚白读后,倍受感动和鼓舞,当即将这首诗在难友中传阅,他还和杨一辰等人一起高声唱《国际歌》,并把这些歌词写在监号的墙上。

他们身陷囹圄,仍不忘团结、教育、宣传群众。伪奉天监狱的看守,大多是城市贫民、乡村农民出身,生活困苦,为谋生他们不得已才干上看守职业的,杨坚白想,这些看守和国民党、日本人的狱卒不同,不是死心蹋地的死硬派,完全可以通过宣传教育感化他们,让他们为共产党做事。于是,杨坚白、杨一辰、孙已泰经常和他们唠家常,给他们讲共产党的主张,向他们宣传反帝反封建、反剥削反压迫的道理,还替他们写家信,写请假条,为那些贫困无助的刑事犯人写诉状,监狱医务所医官王常泰等人,就是通过他们的教育影响,由党的同情者逐渐成为党的支持者、拥护者的。后来,成为狱中党员和狱外党组织联系的秘密联络人,经常为他们传递信件、消息和学习材料,为狱中党员外出买书,买《盛京时报》看。监狱本来有个专门对这些“政治犯”进行教诲的官员,叫宋大公,有趣的是反而接受了他们的“教诲,”后来为杨一辰的出狱帮了大忙。在杨一辰直接领导下,杨坚白、孙已泰还在狱中参加了查叛徒、查党团组织受破坏经过的斗争。

他们把监狱的医务所变成了党组织秘密活动的联络点。利用这个阵地,常以随诊为名,趁机与党组织沟通信息,宣传中国和苏联的革命形势。难友们还借口看病来这里聚会或商谈要事。如果有哪个难友太累了,也可以到这里“住院”和“休养。”医务所的几个医官在他们影响下,也都成了他们无话不说的朋友。他们帮这些“政治犯”收藏进步书藉,一起谈政治。讲革命,骂日本鬼子和汉奸。

在监狱里,他们坚持雷打不动的学习活动。经常学习讨论看守捎给他们的党内信件等材料,还读了《列宁文集》、《反杜林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大众哲学》、《政治经济学》、《国民快览》等进步书刊,甚至读了高尔基的《母亲》、托尔斯泰的《复活》、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等翻译作品以及鲁迅、茅盾的杂文和小说。中共的《八一宣言》、救国会七君子被捕、西安事变、红军长征到达延安等消息,都是他们从这些报刊杂志中读到的,进步青年温建平,就是受了杨坚白狱中的教育和影响,毅然走上革命道路的。

1936年春,敌人加紧对狱中共产党员的摧残和迫害。杨一辰又被日本宪兵队提去审讯,杨一辰为了保护党组织,特意把自己眼睛弄坏,看不见东西,被送到医务所抢救治疗。他和杨坚白、孙已泰商量,最近党组织又遭到严重破坏,政治形势日益严峻、紧张,如果外面组织被破坏了,不仅我们要作无意义的牺牲,还要牵连好多人,不如向外面党组织说明情况,主动要求断绝联系。3人同意了这个意见,又起草了秘密信发出,从此,他们便忍痛与外边党组织断绝了联系。杨一辰当时激动地和他俩说:“只要我们有决心革命,出狱后一定能找到党。”

1938年6月,在监狱中饱受磨难的杨坚白出狱了,这时正是抗日战争的第二年。他辗转东北、北平都找不到组织关系,便由上海路经香港、广州去了武汉,因战况紧急,他由澳门、中山,向西北方向的梧州、柳州进发。

行至肇庆,所带的钱已花光,他只好找到难民收容所,取得难民资格,领得难民证。至此,他以难民身份流浪到广西的梧州、柳州,再沿西南公路靠一路行乞,徒步跋涉, 1938年除夕流浪至重庆。找到东北救亡总会,被接受到会内工作。最初,他担任《反攻》杂志编辑,后又担任服务队(即宣传队)长。不久,他们这个组织的任务是,团结教育青年,准备北上抗日。在这个环境中,可以公开阅读马列主义的书,讨论共产党的政策主张,还可以通过讲座形式培训青年。他后来回忆起这段时光,深有感触地说:“在这个组织里工作和生活,等于上了一次党校。”

为了北上抗日,组织决定由他率领东北的一批青年,包括重庆总会和成都分会的青年,参加战地党政委员会冀察分会宣传队,他任副队长,陈甫子任队长。两个人都不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而只以进步人士面目出现。1940年初,宣传队从重庆出发,经西安到洛阳,当时由于国共摩擦加剧,不久,蒋介石下令解散了这个宣传队,杨坚白北上抗日的理想未能实现。

但在1940年夏,孟用潜来洛阳组建中国工业合协会晋豫办事处,杨坚白参加这项工作,从此他走上了经济战线。几个月后,他受孟用潜派遣,几经周折去了八路军总部所在地太行山,回到了党的怀抱。

到根据地后,先后担任过科长、厂长等职,还主编过《太行工业》刊物。这期间,他积累了不少从事经济工作的实践经验。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从敌伪方面接收了一些工厂、矿山,需要会计、统计知识。他及时总结、研究了工业管理经验,编写了大量讲义,培训了一大批企业管理干部。还撰写了《实用工业会计和成本计算》、《实用统计方法》两本书,被华北新华书店出版。其中《实用统计方法》一书还两次由东北新华书店再版,在全国发行。

1948年,党组织把杨坚白派回东北,先后在辽北、辽西省政府任研究室主任,侧重于农村政策研究。除草拟调查报告、研究报告外,还在报刊杂志上发表一些文章。1950年11月—1954年秋,杨坚白在东北统计局工作,先后任秘书长、副局长等职。由于国内当时还没有一套适合本国特点的统计学专著,他及时总结统计学的基本规律,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文章,写作出版了《统计理论基本问题》一书,翻译出版了苏联著名统计学家斯梅霍夫、经济学家基里迪舍夫的《统计和计划》、《怎样研究经济现象动态》两本书。

在担任繁重的行政领导工作的同时,他还主持了东北地区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平衡统计工作。这项工作是1951年顾卓新(时任东北计划委员会主任)倡议的,计算的方案由苏联统计专家帮助设计,再结合中国实际修改、制定,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国民收入计算的开端。1954年,杨坚白调到国家统计局,负责主管全国的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统计工作。杨坚白是国内国民经济统计和综合平衡工作的首创者。

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以及个人的爱好,国民收入计算和国民经济综合平衡工作,竟成为他后半生的研究领域和研究专业。1956年,他离开国家统计局,调到国家计委世界经济研究局工作。为了提供编制计划的参考,他主持撰写了《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的条件、方法和特点》一书。因当时发生了波匈事件,他又研究了波兰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1958年10月,应孙冶方之约,杨坚白到中国经济研究所专门做经济理论研究工作。1963年,他的一篇论生产价格的文章发表后,立即受到大批判。1976年10月,杨坚白逐步恢复了研究工作。

2004年6月27日,杨坚白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

丁铁石

丁铁石,原名丁武明,回族。1915年(民国4年)12月26日出生于本溪县第三区大堡村(今属本溪市溪湖区)。其父丁文发生有4子,丁铁石排行第三。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军侵占中国东北,丁铁石兄弟随父母逃难到了北平。1933年,丁铁石与弟丁坚进入张学良创办的东北中学读书。

1936年,日军图谋以武力侵占华北,平津地区抗日救亡运动高涨,丁铁石与弟弟丁坚积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同年7月丁铁石担任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区队长,后与同乡金进南到上海,冲破了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到达革命圣地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毕业后,1937年9月丁铁石率队到山西太原参加八路军,1938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晋察冀军区三分区政治教员、副连长、连指导员、营教导员等职务。

此时马本斋在家乡河北献县组织国民义勇队武装抗日,保卫家乡。1938年初,在共产党领导和八路军的帮助下,成立了冀中游击军回民教导队。同年7月,回民教导队与冀中军区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回民干部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丁铁石受党派遣,来到回民教导总队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丁铁石与刘世昌一起,介绍马本斋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回民教导总队由于是刚刚组建,成份复杂,素质不高,纪率松散,加上频繁而艰苦的战斗,使部队大量减员,在很短时间内,从500余人减少到300人。丁铁石在创建和改造这支队伍中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丁铁石帮助马本斋,以坚毅的行动,进行了组织整顿工作,从而使部队得到了巩固。丁铁石的行动促使马本斋认识到加强党对军队领导的重要性,部队的政治工作从此得到加强,使总队模范遵守群众纪律,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受到回民群众的欢迎和拥护,许多回民青年踊跃参军,队伍很快又发展到六七百人。1939年4月间,部队己达到千余人。同年秋季,部队奉命到定县、无极县开展斗争,在丁铁石建议下,回民教导总队正式改名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支队司令员,丁铁石为政治部主任,丁铁石与马本斋一起转战于冀中平原。 1940年5月,在著名的康庄战斗中,将从衡水赶来增援的60多名日伪军歼灭。这一仗,缴获大炮l门,重机枪1挺,轻机枪2挺,步枪60支,战马10多匹。还有许多弹药,并烧毁汽车2辆。在打扫战场时,丁铁石和马本斋命令战士们扒下敌人的衣服,几天后,化装成日军的回民支队又端掉了榆科伪军据点。回民支队因战功卓著,受到上级的表彰,被冀中军区授予“攻无不克,无坚不摧,打不垮,拖不烂的铁军”称号,并受到八路军前方总部的通令嘉奖。1940年12月5日,毛泽东主席亲笔提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

回民支队成为日寇闻风丧胆的英勇之师,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立下了赫赫战功。在历次战斗中,丁铁石指挥果断,带头冲锋陷阵,英勇顽强,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部队作出了表率。1942年5月,日寇对冀中抗日根据地实行了残酷的大扫荡,妄图一举消灭我冀中部队主力。丁铁石协助马本斋率部转移到阜城县,巧妙地躲过了日军主力的合击,并消灭了前来搜索的日伪军300余人,安全转移到冀鲁豫抗日根据地。

同年,丁铁石奉命赴延安,参加抗日军政大学团以上干部集训班学习,在此期间,经弟弟丁坚介绍,丁铁石与从南京投奔延安参加抗战的白琴相识。3年后,两人在延安窑洞里举行了简朴的婚礼。

1945年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丁铁石响应组织号召,赴东北开展工作,10月到达沈阳。这时本溪已被共产党解放军的军队接收,并成立了本溪保安司令部。本溪回族人士刘正维、杨永清等人得知回民支队负责人丁铁石等人已到沈阳,沈阳已组建回民大队的消息,便来沈阳找到丁铁石,要求参加沈阳回民大队。丁铁石听取汇报后,给予了高度重视,考虑本溪湖是回民聚集区,煤铁公司矿工和当地居民中有许多要求进步的回族青年,最好能单独组建本溪回民大队,受本溪保安司令部领导。因此,丁铁石和刘世昌等领导便指示他们回本溪组织队伍,并给本溪保安司令员兼政委李力果写信,提出组建本溪回民支队的建议,得到李力果的重视,本溪回民大队正式组建起来。 11月,丁铁石奉命担任本溪保安司令部政治部副主任,回到了阔别14年的家乡本溪。12月,又担任本溪保安司令部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

这时东北局及省委、省政府机关已迁至本溪,本溪民主政权刚刚建立,敌伪残余势力及小股土匪活动十分猖獗,保安司令部的任务十分艰巨。丁铁石协助李力果,夜以继日,运筹帷幄,出色地完成了警卫任务。

丁铁石十分关心和自己一起参国革命的金进家庭情况,曾多次到金进家里走访,看望他的祖父和父母,向他们介绍了金进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己在八路军回民支队工作,并一再安慰他们说:“金进是你们的好后代,也为你们争了光!”

在本溪保安司令部工作期间,丁铁石十分重视加强司令部直属机关和所属部队的自身建设,并建立了各级党的组织,在回民大队建立了临时党总支,在工人大队一、二连建立了临时党支部,其他连队和司令部建立了党小组。他注意在部队中发展党员,短短几个月间,部队党员人数从开始的l80多名增加到380多名。各连队的政工干部均己配齐,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得到加强,政治工作制度已经建立,政治教育有计划,有落实。同时,为提高部队连排干部的政治军事素质,在丁铁石的建议下,成立了干部教导队,举办了一期连排干部班,有120多人参加学习,部队的战斗力大大增强。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大举向东北解放区进犯,解放军实施战略转移。根据形势需要,撤销了本溪保安司令部,将其合并到辽东第三军分区。同年5月,丁铁石担任辽东第二军分区政治部主任和辽东三地委委员,随部队转战于本溪、新宾一带。同年11月,丁铁石奉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指示,到大连创办解放军第一所坦克学校,并担任大连坦克学校副校长,用从日军和蒋军手中缴获的坦克,为解放军新型兵种装甲兵的组建培养了人才。1947年12月,丁铁石又担任解放军第一个战车团东北野战军特种兵战车团的副团长、团长,并于1948年9月开始,率领这支刚组建不久的战车团参加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特别是在攻克锦州和天津的战役中,他掩护步兵向纵深进击,为夺取两大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2月3日,丁铁石率领战车团参加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入城式。当解放军战车部队进城时,受到广大市民的热烈欢迎,他们骄傲地说:“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坦克部队了!”3月25日,丁铁石率领战车部队,在北平西苑机场,迎接党中央进入北平,并接受了毛主席和党中央领导的检阅。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举行开国大典,同时要举行盛大的阅兵式。丁铁石接到上级通知后,心情十公激动,立即投入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之中,他知道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自己要亲率战车部队通过天安门广场,而战车不能出现任何故障。因此,他一方面从严从难对部队进行训练,一方面精心检查受阅部队准备工作情况,以避免可能出现一系列技术问题。10月1日下午3时,开国大典隆重举行,随后,举行阅兵式。受阅部队依次为步兵师、炮兵师、战车师和骑兵师,并以水兵方队为前导。战车师又分为摩托化部队,装甲车方队和坦克群。受阅部队在东长安街接受朱德总司令的检阅后,依次开始通过开安门广场,丁铁石率装甲车队和坦克群伴随着雄壮的《坦克进行曲》,徐徐驶过天安门广场,接受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人民的检阅。战车隆隆,铁流滚滚,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开始向现代化推进,并向世人展示了新中国装甲部队的威武雄姿。

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装甲兵正式成立,丁铁石担任装甲兵党委委员、技术部副部长,为发展和提高解放军装甲兵技术水平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做了大量工作,为解放军装甲兵的建设和成长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1952年毅然赴朝参战。1953年3月,担任志愿军装甲兵器材供应处处长,为志愿军装甲兵部队的后勤供应和技术保障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4年,丁铁石担任南京军事学院装甲兵系副主任。1957年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他认为自己虽然指挥实战经验较多,但军事理论知识不足,因此他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发奋攻读,刻苦钻研中外军事理论,特别是装甲战理论与技术,被学院评为“五好学员。”1959年,在所谓的反右倾运动中,彭德怀、黄克诚等军队领导人受到错误批判,军内掀起批判“彭黄”逆流。对此,丁铁石心怀坦白,旗帜鲜明,认为彭德怀、黄克诚功劳卓著,敢于直言,不同意批判,因此再次受到错误批判。

在“文化大革命”中,丁铁石长期被关押批斗,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他的大哥丁溪野被迫害致死,弟弟丁坚也被密捕入狱。虽然身处逆境,但他始终立场坚定,刚直不阿,坚持真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崇高品质。

1973年,丁铁石被释放出狱,1975年正式恢复工作,担任军委装甲兵司令部顾问。1980年4月调基建工程兵工作,担任兵种党委常委、后勤部政委。1959年荣获二级独立自由勋章、二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二级红星功勋章,享受副兵团职待遇。1982年2月,丁铁石离职休养。他虽然年高体弱,还撰写了《光辉的一生》、《纪念马本斋,学习马本斋》等文章,讴歌英雄,缅怀战友,为全国人民学习民族英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起到了积极作用。

1996年5月31日,丁铁石病逝,享年81岁。

张子文

张子文,名德纯,字子文,祖籍河北沧县。1875年(清光绪元年)夏历5月18日,出生于本溪县本溪湖火连寨。

张子文幼年即入私塾,学习汉文,并在火连寨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16岁时考中秀才,便离开家乡,只身经沈阳转大连,赴关内求学,投师深造。先后师承海思福、马玉麟、李希复、刘玉常,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期兰教典。19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26岁的张子文在保定西清真寺担任教长。

张子文的青年时代,正是清朝政府腐朽没落,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之风。内忧外患,激发了张子文的爱国情怀,他更加如饥似渴地发奋读书,终于成为学识渊博、阿汉两通,并能操阿拉伯文、波斯文、德文、俄文四种外语的著名学者。他在保定任职之初,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保定地区经常遭到德国占领军的骚扰,人民生命财产受到严重威胁。为保护回族群众不受欺侮,他挺身而出,用纯熟的德语,怒斥德国侵略者的暴行,拯救了许多穷苦百姓,深受人们拥戴和敬重,被誉为“德国张。”

1903年(清光绪二十九年),张子文到北京担任西单牌楼清真寺的首任教长,使张子文“经汉兼授”主张在客观上得以更好地贯彻。他变经堂学校为经汉学校,由他本人执教,一面讲授《古兰经》,一面讲授汉学《四书》、《五经》及古代散文,使许多回族青少年不仅学会了阿拉伯文,还学会了汉文。

1909年(清宣统元年),张子文参与创立北京”清真教育会,担任该会《清真杂志》、《清真白话报》、《北京民报》的总发行人。同年,鉴于张子文的学识和声望,北京马甸清真寺正式聘他为教长。

到马甸清真寺后,张子文创办了北京第一所经汉学校(亦称经汉大学)。坚定不移地力主回族儿童学习文化。张子文不仅敢于冲破伊斯兰教的清规戒律,还敢对封建王朝的法令挑战,率弟子马松亭等人毅然剪去作为封建王朝国民象征的发辫,在当时引起不小的反响。

1912年2月,张子文调任北京清真寺任教长。极力劝导同教子弟读书,振兴本民族教育。

辛亥革命的号角,震憾了整个中国社会,唤起了民众的觉醒,张子文与大阿旬王友三、王浩然等人,于当年2月和20余位教民联合上书国民政府,以表达广大回民和伊斯兰教众对推翻帝制、创立民国的喜悦和拥护“共和政体”的心声,同时也开始酝酿成立全国的伊斯兰教组织。张子文为了这个组织的成立,四处奔走联络,积极参与筹备。

中国回教俱进会于同年7月7日,在北京崇文门外花市大街清真寺内正式成立。会议推举马振五为会长,王浩然、王友三为副会长,张子文则被推举为评论长,成为这个规模最大、民间影响最广的回族进步文化团体的第一代领导人之一。

回教俱进会成立后,张子文积极参与社会活动,参与组织本会欢迎孙中山北上。1912年8月,孙中山首次到北京。9月15日,张子文参与组织回教俱进会欢迎孙中山的盛会,并参加了会见,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关于“五族共和”、“振兴中华”的重要演讲,深受鼓舞,并与马振五、王浩然等7人同孙中山一起合影留念。

同时筹办边报,维护国家统一,反对分裂活动。1912年末,张子文应王浩然之邀,带领弟子马云亭到蒙藏事务局,参与创办《回文白话报》,并担任编辑主任。该报于次年1月创刊,阿汉双文排版。针对共和方兴,边务吃紧的形势,该报以“开通边地风气,联络感情”、“讲解共和之真理为宗旨,”是一份面向全国回族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宣传国家统一,抵制英俄分裂活动的杂志。

1912年12月,由张了文、孙绳武、赵斌、陈文举4人联合创办《清真教务杂志》。1916年,张子文又与王浩然、王静斋、李云亭等人共同创办《清真学进译著》。1916年,以清真学一译著社中心,开始集体译注《古兰经》的工作,张子文与王浩然、王友三、安静轩等学者参加,历时6年才正式脱稿,堪称是对传扬伊斯兰教文化的一大贡献。

作为回族教育家和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张了文经常奋笔疾书,来阐发他的强化民族文化教育和宗教改良思想。1914年11月,在由他主持编辑的《京华新报·〈副刊〉》上,连载了他的《清真全史》和《雷门鼓》两部著作。

1924年12月东渡日本,参观了日本的工厂、学校、庙宇等。次年1月,应镰田荣吉之邀,在东京交询会室讲伊斯兰教,为中国伊斯兰教学者首次在日本讲学。

张子文回国后,1926年创建“沈阳文化清真寺”,1936年5月,沈阳文化清真寺,正式成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今沈阳回族中学前身)。为了与当时的“国高”学制统一,又能摆脱日伪统治势力的干预,又特将学院改称“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学制三年,初、高中一体。在当时许多学校都被日伪当局控制的情况下,张子文毅然将学院改为私立,充分表明了他要坚持独立自主办学的方向。

在日本侵略统治我国东北的14年中,他始终拒绝但任敌人控制任何宗教与民众团体的职务,在他的名片上只印着“奉天文化清真寺教长”和“私立奉天回教文化学院院长”两个职务。不允许日本人随意左右。如在外国语的课时上,规定每周阿拉伯语为6课时,日语为3课时,日本当局为推行奴化教育,硬要将日语增至6课时,阿语减至3课时,却因张子文的坚决反对而未能得逞。

1945年,抗战胜利,结束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14年奴役的历史。张子文以其在回族宗教界的威望和民族气节,受到人民的拥戴,先后担任沈阳回教会最高顾问、中国回教协会东北分会理事长、沈阳市咨询委员会常委、沈阳市临时参议会议员等职。

1948年,张子文己是73岁高龄,担任北京穆德小学(今北京崇文区回民小学)校长。1950年,担任北京西直站清真寺教长。

张子文热爱自己的民族与宗教,也热爱着本溪这片生养他的土地。他从教70多年,足迹遍及大江南北和国外,他始终没有忘记家乡的一草一木。1964年,已近90高龄的张子文,还专程从北京回到家乡本溪,看望亲人,告慰故土。

1966年,回族教育家、伊斯兰教著名学者和社会活动家张了文在北京归真,享年91岁。

王树功

王树功,1919年(民国8年)生于本溪县牛心台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1942年毕业于奉天农业大学,毕业后在伪满三江省农林开拓厅任职,1945年回家乡务农,1949年在牛心台煤矿担任核算员。

1952年,本溪县农业示范繁殖农场成立不久,急需农业专业技术人才,县政府人事科从档案中发现了王树功,即与牛心台煤矿协商,用四个工人兑换王树功,安排他担任农场技术员,负责全场农业技术工作。

示范农场设在本溪郊区桥头镇,王树功一到任,便一头扎在农业科研技术工作之中,为了解决城市居民吃菜问题而又不影响粮食产量,王树功试验的水稻上茬栽甘蓝“菜粮两季作”新技术获得成功。为了快速提高粮食单产,王树功主持选育的高粱地方良种“高官2号”和谷子品种“本谷8号”成为本溪地区种植多年的优良品种。王树功从50年代便开始注重“世界玉米杂交优势利用”新技术的应用,由于王树功的努力,本溪县农业示范场的农作物新品种选育工作和菜粮间作、水稻旱种等科学种田项目获得成功。1958年,本溪县农业示范场被评选为出席全国的先进国营农场,王树功代表本溪县参加了全国群英会,受到国务院嘉奖。

1966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王树功被诬陷“参加国民党”等历史问题遭到造反派的批斗。造反派把他关押起来,不准他搞玉米育种,他只好偷偷地恳求同事蓝淑莲替他下地搞玉米杂交授粉。在他的艰苦努力下,完成了本玉3号、本玉4号、本玉8号玉米杂交种。粉碎“四人帮”以后,王树功的冤案得到平反昭雪。1978年,王树功代表本溪县农科所出席全国科学大会,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与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合影留念。

王树功选育的玉米杂交种本玉8号,推广了几年以后,因抗病能力不强而使产量受到限制。1980年他主持的玉米育种课题组,开始了抗病育种研究,育成高产、抗病的本玉9号,1990年通过辽宁省农作物品种审定,1991年通过全国农作物品种审定。这项科技成果确定了以中熟品种为特长的本玉系列玉米杂交种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本玉9号育成以后,技术专利及时转让给适应种植地区的吉林、黑龙江、内蒙等地区的种子公司,很快成为国内玉米主要产区的主要品种。从1992年开始,连续6年推广种植面积超过6.66万公顷,收到了巨大的社会效益。本玉9号被选为国家中熟玉米品种试验的对照品种,至今在吉林、黑龙江仍有大面积种植。本玉9号玉米杂交种选育及推广项目被国家选定为“九五”期间农业科技推广指南项目,荣获辽宁、吉林两省科技进步奖。1998年本玉9号被美国引去,应用转基因技术转成抗玉米螟的本玉9号。

由王树功主持育成的本玉3号、本玉4号、本玉5号、本玉8号、本玉9号、本玉10号、本玉11号、本玉12号、本玉13号、本玉15号普通玉米杂交种是国内中熟玉米品种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此基础上,本溪县农科所的优质蛋白玉米育种与中国农科院同时参加国家联合攻关,1975年引进美国基因种源,应用传统的杂交、回交转育和轮回选择育种方法,1988年育成全国第一个高赖氨酸玉米杂交种本高4号。这项成果荣获辽宁省政府科技进步奖。王树功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功勋卓著的育种家。被评选为辽宁省劳动模范、本溪市特等劳动模范、本溪市科技拔尖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1996年7月20日早7时,王树功突发脑出血,26日7时20分病逝,享年77岁。

本溪县委、县政府为王树功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中共本溪县委、县政府、县人大、县政协主要领导参加了追悼会。《辽宁经济日报》对王树功的业绩作了长篇通讯报道。

范永岩

范永岩,1950年3月8日生于本溪县草河城镇白水寺村。1989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自1988年先后担任草河城镇红砖厂副厂长、厂长。他在任职期间尽职尽责、呕心沥血,为改变企业面貌、推动企业发展进步贡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力量,曾被评为优秀共产党员、市劳动模范。

范永岩任厂长4年以来,坚持科技兴厂、勤俭办厂、从严治厂,发挥思想政治工作优势,改变了砖厂的面貌。砖厂生产能力不断增强,产品连续四年被评为省优、部优,经济效益逐年提高。短短4年时间里,不但还清了债务,而且投入60万元的自有资金进行技术改造,企业获纯利100多万元,使一个落后企业一跃成为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先进企业。

范永岩身为厂长,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在砖厂当装卸工的儿子多次央求他调个好活,他就是不答应。有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给他送礼,他坚决拒收。自己家用红砖他按价付款,分文不少。生活上他从不搞特殊化,平时跟工人一起排队买饭,外出办事买几个面包充饥,从不乱花公家一分钱。按3年承包合同兑现,他应得奖金54 000元,他却一分钱也没要,其中15%给工人发了奖金,其余全部用于企业发展。

范永岩爱厂如家,工作忙时一连几个星期不回家,既当指挥员、又当战斗员。他经常带病坚持工作,由于肝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病情不断恶化。干部和职工多次劝他休息治疗,可他坚决不肯。为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他提出了砖厂二期改造的决策。在紧张的工作中,他忍着剧烈的肝痛,白天黑夜坚持亲临现场,指挥技术改造工作。肝痛得厉害了,便在工棚里躺一会,稍好一些,又捂着肚子上阵指挥,直到生命垂危阶段仍然关心厂里的工作。

由于全身心扑在事业上,范永岩身患肝癌一经发现已是晚期。他对家人说:“我死后你们不要到镇里和厂子找麻烦提要求。”1993年1月28日,范永岩肝癌晚期医治无效病逝。享年43岁。

1993年6月16日中共本溪县委员会作出了《向范永岩同志学习的决定》,号召全县干部群众学习范永岩的模范事迹。

武佩振

武佩振,男,满族,1953年8月28日生于本溪县田师傅镇。7岁时母亲病故,父亲无能力抚养5个子女,将他送给北甸韭菜园子农民武明阳、樊庆梅夫妇。武佩振于1961年9月入北甸子小学读书,1967年9月就读于北甸第三铁路中学。

1971年在北甸小学、北甸中学任教,197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被选送到丹东共产主义大学医疗系大专班读书,1979年9月毕业后分配到本溪县碱厂地区医院。1980年5月调入县第一人民医院防痨科、外科。

武佩振从医以后,精心研究医学,每当有外科手术,他就挤时间去看,细心领教。不久上台作助手,接着主刀,开始做阑尾炎、疝气等手术。此期间,他制定出“局麻小切口倾斜位阑尾炎切除术”方案。应用于临床后可减轻患者的疼痛,取得满意的疗效。

泉山煤矿女患者姜光辉,曾在锦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做了甲状腺切除术,六年后旧病复发,辗转于省、市数家大医院求治,被婉言拒绝收治。病人在呼吸十分困难,危及生命的情况下,找到了武佩振,经过会诊后,科里的同志一致认为不能收治该患者。但他看到患者呼吸急促、痛苦万分的表情时,便下定决心,风险再大也要做,困难再多也要闯。结果在科室统一讨论,制定可靠、安全的手术方案后,由他主刀,为这位患者做了甲状腺二次切除术。手术过程中,患者大出血,武佩振冷静沉着地给患者止血、输血。经过五个多小时的努力,手术终于获得了成功。

1986年3月,医院根据工作需要,选送他到辽宁省肿瘤医院进修学习。在学习期间,他珍惜时间,废寝忘食,学习一年只回家3次。他每天十多个小时忙碌于手术台和实验室,虚心向老师请教,很快掌握了肿瘤疾病的诊治技术和肿瘤切除术。他的刻苦学习、埋头苦干精神使导师张彬教授十分赞赏,在学满一年离别时,老教授望着他由衷地说:“小武,你是我这辈子培养出来的学生中最好学习的一位。”此后,武佩振又先后赴大连、北京等地专科医院进行短期的学习考察,进一步丰富了临床经验,并成功地在县一院外一科首次开展胃、乳腺、直肠等癌症手术,填补了县内开展恶性肿瘤手术的空白。

十多年来,武佩振在学习中十分重视理论联系实际,不断总结临床实践,充实医学理论。在业余时间里,他埋头撰写了十余万字的外科医学论文,在省、市、县学术交流会议上进行交流,并多次获得优秀论文奖。其中“综合治疗一例重型破伤风体会”等十多篇论文在《中国实用外科》杂志上发表。1990年武佩振被任命为外一科主任,1992年又被评为辽宁省抗癌协会会员,1993年破格晋升为外科副主任医师,成为本溪县治疗恶性肿瘤科系的学科带头人和县一院外科的骨干。

武佩振对待患者一视同仁,只要有人找他看病,他从不推托拒绝,每当接待贫困农民患者,更加热情周到。有一位素不相识的农民领着全身患皮肤病的妻子找他救治。当他知道患者家境困难无钱住院治疗时,便将其夫妇领回家里住。当时,他家三代五口人住在30几平方米的平房里。父母与患者夫妻睡在火炕上,而武佩振夫妇与女儿只能搭地铺休息。热心的妻子还找出新被褥给患者铺盖。武佩振细心查阅资料,结合临床经验,自己出钱购买药品制作配方,为患者上药。经过一周治疗,患者身上的黄脓疮消失了,长出了新嫩的皮肤。

东营坊乡荒沟村聋哑人李永梅,因患股疝,仅带100元人民币住进了外一科。武佩振深知这100元钱,不要说手术,就连住院输液的费用都不够。他看着这可怜的聋哑患者,心里十分同情,便首先带头捐款100元,并动员全科室职工募捐400多元为患者做了手术。李永梅出院那天,来到医生办公室,向武佩振深深地鞠躬致谢。

80年代初期,一名叫汪薇薇的14岁女孩,疑诊为卵巢癌。武佩振为了给孩子确诊,领母女2人一大早赶到辽宁省肿瘤医院。他帮小薇薇挂号、检查、找教授会诊,等到孩子确诊后,已是下午一点多钟了。汪薇薇的母亲深情地望着武佩振瘦弱疲惫的身躯和面容,实在过意不去,恳切地请武佩振到饭店吃饭,但他说什么也不肯,只在路边顺便买了几块地瓜填一填肚子。一次有一位手部外伤很重的患者塞给武佩振一个“小红包”并说:“武大夫,这五百元钱送给您,没有别的意思,我只希望你给我好好地做手术,保住我这只手。”武佩振诚恳地说:“钱我不要,不过您放心,我一定会尽力做好手术的。”

桓仁县环保局有4名干部在八盘岭公路段因车祸致伤,其中一人伤势危重。武佩振连夜为他做了手术,将他从死亡线上挽救回来。这位干部家属感激不尽,多次向武佩振提出请全科医务人员下饭店,并要送给武佩振“小红包,”都被武佩振一一谢绝。桓仁县环保局的领导得知情况后,特意赠送一面锦旗,上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

武佩振的工作赢得了广大患者的拥戴和赞扬,受到了省、市、县有关部门的高度赞誉和表奖。1989年,在全县卫生系统开展的“双学一树”活动中,他被评为先进个人。并被中共本溪县委、县卫生局党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90年在全市卫生系统组织的“白求恩杯竞赛”活动中,他被评为服务标兵。1991年,他再次被县委授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并被评为本溪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和辽宁省“规范服务窗口赛”服务标兵。1992年,他被县委、县政府和本溪市精神文明建设委员会授予学习雷锋标兵和学习雷锋积极分子的光荣称号。他领导的外一科自1989年起连续四年被县卫生局评为先进党支部和先进集体。1992年,他所带领的外一科学习雷锋小组被市委评为优秀学习雷锋小组。

武佩振常对身边的同志讲:“我们当医生的,就是要精心地为病人服务。没有节假日,没有星期天,不分白天黑夜。”多少年来,他心中只有患者,唯独没有自己。

1990年3月31日,武佩振为给一位患者做大手术,请来辽宁省肿瘤医院老师来坐阵,这天累得腰酸腿疼,晚上6点才赶回医院接班,夜里又收治了5名患者,为一名脑外伤患者做了手术。第二天上午他又为一名事先预定的患者做了长达5个小时的手术,下午4时才回到家中。然而他还睡不下,心中惦记院内术后的患者,于是又来到医院查看病人,直到夜间10点多钟才回家休息。他身边细心的同志计算了,武佩振为了治疗患者已经40多个小时没有睡觉了。

1990年武佩振担任外一科主任以来,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无论是节假日、休息日,还是晚饭后,他都要到病房查看患者,亲自通霄达旦地护理危重病人。超负荷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患上了慢性肝炎和心脏病。然而他却从不向别人和家人言表,继续投入繁忙的医疗事业中。

1992年大年三十晚上,武佩振按照惯例来到医院病房看望没有回家与家人团聚的患者。当他走到病房一楼,正赶上医院离休干部王贵恩因急性脑出血到四楼病房抢救,陪患家属没有一个男的。武佩振不顾自己身患重病,背起100多斤重的王贵恩向四楼奔去,当把患者安放在病床上时,他已累得汗流浃背,气喘嘘嘘了。

1993年8月以后,武佩振心脏病加重了。常常在工作中发现胸闷、胸痛、发汗,四肢无力。但为了工作他照样早来晚走,为患者忙碌。9月下旬,武佩振心脏病频繁发作。他明白心脏病的发作,随时都可能夺去自己的性命,但他却继续瞒着家人和同志。9月23日上午他主刀为一名患胆管癌的72岁老人做了长达6小时的手术。这是他生前为患者做的最后一次手术。手术中,他心脏病再次发作,不得不下了手术台,坐在椅子上一边擦汗一边喘息着。为了患者的手术能顺利进行,他对同志们说:“我没什么事,就是胃有点疼,过会就好了,你们继续手术吧!”他强忍着疼痛,一直坚持到患者的手术全部做完。9月28日,他为了看望术后的患者,同往常一样来到病房查看。当走到医生办公室时,他的心脏病再次发作。只见他大汗淋漓,面色苍白。值班护士连忙问:“主任,你怎么了?”武佩振低声说:“你帮我请一下内科王主任。”她立即去内科请王主任,但没有找到。这时武佩振说:“可能是有点感冒,你给我滴点青霉素就可以了。”就在他刚刚输液时,病房又来了一名患者,值班人员立即出去接待患者。武佩振见此情景,心中十分着急,遂将滴流速度加快。当值班护士再次回来,滴流已经打完了,她关切地问道:“主任,这么快能行吗?你回家休息休息吧!”他装作满不在乎的样子回答说:“没事,滴太慢了我坐不住。”接着很吃力地站起来。一步一步地向新住院的患者病房走去。这天晚上,武佩振的病情继续加重,反复发作多次,折腾了一夜没有睡觉,他仍旧告诉妻子是胃病犯了。第二天早晨,妻子从他换下的衣服兜里翻出救心丹,这时她才知道丈夫患的是心脏病,痛心的泪水顿时流淌下来,然后非常严肃地对丈夫说:“今天我不上班了,我陪你一起去医院看病!”武佩振说什么也不让妻子陪他上医院。他拦住妻子说:“你看,我是大夫,还让自己的媳妇领着去医院,多让人笑话啊。今天还有一位结肠癌患者等着我去手术,等做完了手术,我就住院还不行吗?”他劝走了妻子,来到了医院,早7点钟左右,他的心脏病突然再次发作。急诊室的医生立即对他进行救治。随后内科主任、院长和院里的同志们纷纷赶来紧急抢救。为他做了输液、吸氧、心脏按摩、静脉剖开,可是终因心脏前壁大面积心肌梗塞,抢救无效,于1993年9月27日8时15分去世。

9月28日,本溪县第一人民医院为武佩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沉痛地悼念这位优秀共产党员,人民的好医生。

武佩振去世后,中共本溪县委作出决定,追认他为“人民的好医生,”并下发文件号召全县人民向武佩振学习。同时,辽宁省卫生厅、中共本溪市委、市政府和市卫生局先后下发了向武佩振学习的通知,并组织武佩振事迹报告团,赴沈阳、大连、本溪等地,举行模范事迹报告会。对于他不平凡的感人事迹,中央、省、市新闻媒体进行了报道。武佩振舍生为患者的高尚医德,永远铭记在全县人民的心中。 

附  其他人物

于冲汉

于冲汉,字云章,祖籍山东,1871年(清同治十年)出生于辽宁本溪县草河口北沟。其父于甫筠,光绪初年曾任直隶省保定候补知县、大名通判。于甫筠生有3子,依次为于冲汉、于凌汉、于文汉。

于冲汉自幼随父居于保定,入保定莲池书院,熟读经书。父亡后回原籍,考取秀才。1899年(光绪二十五年)东渡日本,在日本士官学校和东京外国语学校任汉语教员以维持生活,其间学会了日语、俄语和朝鲜语,并开始研究日本国情,后成为奉系军阀中的日本通。

1903年(光绪二十九年),日本准备对俄战争,招考随军翻译人员,于冲汉应招报名,在陆军省受训。1904年(光绪三十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他以日本陆军满洲军总司令部高级翻译官的身份,随日军进入东北从事翻译、汉文文牍、外事交涉和间谍工作,积极为日军刺探俄军情报。次年3月,日军占领奉天,他又给日本奉天军政总署长小川当翻译官,受到重视和信任,获日本政府授予三等瑞宝章。

日俄战后,日本帝国主义势力侵入南满各地,涉及中日双方交涉事件增多。于冲汉以其办事干练、会日语并与日本人多有交往,受到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重视,历任辽阳川提调、辽阳西路巡警局局长、辽阳交涉局局长、长春道台衙门帮办、奉天交涉司随办、补记名道员、代理辽阳州知州等职。

1912年起,于冲汉任北洋政府外交部特派奉天交涉员,旋兼奉天巡按使署外交顾问。因与陆军第27师师长张作霖相识,被聘为该师总文案和顾问。张作霖当上了奉天督军兼省长以后对于冲汉更加信任,于冲汉也极力为张出谋划策、奔走效力。

于冲汉利用手中的权势,为获取财产,不惜盗卖国土,出卖民族利益,甘心为日本殖民者效劳。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机构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对鞍山一带铁矿垂涎日久,但要开矿山,建炼铁厂,需要占用大量的土地。按中国政府法令规定,外国人无权购买中国的矿山和土地。满铁奉天公所长镰田弥助与于冲汉研究,决定创办振兴铁矿无限公司,以中日合办形式,经营鞍山一带铁矿。于冲汉在此期间为日本人出谋划策,使日本当局大为赞赏。1915年7月,满铁总裁批准奉天公所秘密聘任于冲汉为该所顾问。不仅如此,满铁当局还将振兴公司中方代表秦日暄改为于冲汉,并兼振兴公司总办。

1916年2月,他乘张作霖专列进京,为满铁同农商部交涉矿权,先后向农商部要员张铁欧等人行贿,获得“格外通融,”帮助满铁取得了大孤山等8个矿区的矿权。1917年1921年分别取得庙儿沟等6个菱镁矿和一担山等3个矿区的矿权。随后,于冲汉又以振兴公司中方代表的身份,收买大片山地和农田,供日本人利用。

1917年,当振兴公司欲霸占辽阳城东的东京陵等21个村屯的荒山和耕地时,遭到村民的反对,村民先后上告到北京农商部和行政院,控告“华商于冲汉通日合谋,强占民山。”最后在社会强大压力下,振兴公司被迫答应和解,不再租用东京陵等地的荒山。

于冲汉多次为日本帝国主义效劳,在满铁利用振兴公司名义扩张利益扩占矿区、收买土地、攫取铁矿、修筑运矿铁路等方面帮了大忙,使日本当局得以大肆掠夺中国东北的矿产资源。日本当局对他也极力拉拢,通过支给俸金、补助金和股份红利,使于冲汉兄弟获取大量财富。1919年4月,鞍山炼焦厂正式投产时,日本当局奖赏他现金1万元,并为他庆功,说“于冲汉先后不断遭致中国一部分官员的疑惑,或称其为愧儡,或指骂其为卖国贼,而他始终如一,排除万难,为会社(指满铁)的事业鞠躬尽瘁,实属功劳卓著。”

日本人经营的安奉铁路,原为窄轨,为了与其在朝鲜的宽轨铁路连轨,需改为宽轨,还要占用中国土地。又是通过于冲汉的积极活动,取得土地使用权,改成了宽轨。事后,日本当局为报答于冲汉,由满铁策划,于冲汉出山场,日本人无偿向于冲汉提供树苗,在安奉铁路沿线的连山关、下马塘等地合伙造林300余万株,成材后由日本人收买。

于冲汉自从攀上张作霖这个靠山,地位日益显赫,并一直为张所倚重,成为张的私人外交顾问。1920年又担任东三省官银号督办、东三省巡阅使署总参议,平息了日人挑起的扰乱东北金融秩序的挤兑奉票风潮。后经张作霖推荐,担任北洋政府国务院参议、辽阳电灯公司总经理。同年11月,他作为张作霖的特使出访日本,先后会见了日本前首相、内阁外相。 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历任东三省保安司令部总参议、东三省特别行政区长官、中东铁路督办等职,一时官运亨通,成为张作霖座上客中大红大紫的人物。

于冲汉官商两兼很快成为暴发户,仅在振兴公司1924年一年所得就达5.2万元之多。他在辽阳占有土地达266.66公顷,园田4处,房屋百余间,并在奉天、大连、长春、哈尔滨等地建有于家的楼房和花园别墅。

1927年2月,于冲汉辞去中东铁路督办,回辽阳闲居。1928年6月,张作霖被日本帝国主义炸死之后,国内反日运动日益高涨。于冲汉作为张作霖的旧派人物,不能不为自己的命运和前途担忧,只好托病引退,伺机而动。在振兴公司的问题上,采取了步步退却的方针,唯恐振兴公司事业失败连累自己,试图及早脱身。针对于冲汉的态度,满铁当局1930年1月和于冲汉举行会谈,借机又吹捧一番于冲汉的功绩,同时又加以挽留,使于冲汉对日本帝国主义重新抱起了幻想。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东北军执行蒋介石不抵抗政策,使日军很快占领沈阳。辽宁省政府主席被扣,省政府陷于瘫痪。日本关东军司令本庄繁派大特务坂垣征四郎到辽阳面见于冲汉,请他去沈阳与日本当局合作。于冲汉次日到沈后,关东军当局便催促他出面组织伪政权。由日本人指使,1931年9月24日成立奉天地方自治维持会(后改称辽宁省地方维持会),袁金铠任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为副委员长。为了建成正式的伪辽宁地方政权,于冲汉曾力劝袁金铠按照日本侵略者的意图办事。维持会在原辽宁省政府办公,而政令不出沈阳。关东军未达到目的,便又派伪奉天市卫生课长守田福松到辽阳会见于冲汉,让他出山收拾残局。经过守田福松的策动,他决心出马,继续干叛国投敌的勾当。 

11月3日,于冲汉随守田福松到沈阳,受到关东军的隆重接待,关东军司令本庄繁亲自出面会晤于冲汉。当本庄繁向他询问对时局的主张时,他陈述了卖国主义的8条“政见。”说什么为了贯彻“绝对保境安民主义,”必须与中国政府“断绝关系,”建立所谓“新独立国家,”必须实行“不养兵主义,”即废除军队而“委任”日本军队担负“维持治安”和“国防事务”等,同日本侵略者唱一个调子,因而受到本庄繁的称赞。为什么关东军对于冲汉的建议如此重视呢?原来,早在20年代中期,于冲汉在大连的时候,就与日本特务金井章次过从甚密。金井章次受于冲汉思想影响极深,而且后来对关东军和满铁的实力派人物石原莞尔和松木侠等人也产生了同样的影响。从满洲青年联盟的“满蒙自由国方案”到关东军的“满蒙自由国家建设方案”的形成,都是以于冲汉的“建国理论”为基础。可以说,于冲汉的“建国理论”为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建立伪满洲国做了思想上的准备,加上于冲汉本人20多年的卖身投靠,日本关东军对其自然要刮目相看。

关东军军部认为,只控制到省一级政权还不够,必须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进而控制县一级政权。于是在11月10日又正式成立伪奉天自治指导部,由于冲汉充当伪自治指导部部长,其任务是监督指导各县行政,调查人心动向,以便作出对策。于冲汉上任伊始,先后向被侵占的各县发出《自治指导部第一号布告》、《告东北四省三千万民众书》等文件,宣扬“满蒙独立,”鼓吹“自治精神,”命令各县要设立自治指导委员会等相应机构。在11月10日举行的伪自治指导部成立大会上,于冲汉说:“敝人此次被推为部长,自觉颇不胜任,且体质素弱,不能常来,自治果能办好,共产主义进不来,地方自治太平,”又对自治提出所谓“顺应民心”、“培训民力”、“研究自治”、“清乡剿匪”等8条意见。

1932年1月,本庄繁又召见于冲汉,透露出建立东北统一的伪政权的想法,对此,于冲汉早已心领神会,并为建立伪政权而四处奔走,先后与袁金铠、臧式毅等人密议,开始策划建立伪满洲国。2月16日,于冲汉参加了由关东军主持召开的建立伪满洲国的筹备会议。为制造所谓民意,于冲汉在各县大肆活动,千方百计进行伪造民意的宣传。2月29日在伪自治指导部礼堂召开“全满促进建国联合大会”上,于冲汉带病出席,由其秘书代为致词,极力鼓吹日本帝国主义是“悲天悯人”、“吊民伐罪”的义师,接着强迫代表通过所谓大会宣言和决议,并选出代表赴旅顺“敦请”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3月9日,经过关东军策划,溥仪在长春宣誓就任伪满洲国执政,于冲汉就任伪满洲国监察院院长,成为伪满洲国的“开国元勋。”

1932年11月12日,于冲汉病死于大连医院,终年61岁。日伪当局特发治丧费1万元,并进行“国葬,”伪满洲国又发给“建国慰劳金”30万元,作为对他的报酬。日本政府还奖给他一等旭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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