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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志

第二十三篇 人物

来源: 发布时间:2017年12月08日 浏览次数: 【字体: 收藏 打印文章

邓铁梅

邓铁梅,名古儒,字铁梅。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生于本溪县小市磨石峪村一个士绅家庭。7岁就读本村私塾,后入小市三门洞高等小学堂。邓铁梅记忆超群,深受老师宠爱,从小爱听故事和习武,崇拜抗元英雄文天祥诗句“从今别却江南路,化作杜鹊啼血归”的境界。铁梅青少年时期正赶上丧权辱国的清政府将辽东地区划为日俄战争的战场。辽东地区战火不断,当地土匪乘机蜂起,百姓饱受刀兵掠夺之苦。邓铁梅祖父邓荣昌是辽东一带有名的士绅,不忍乡里满目疮痍,民不聊生,倡组民团,将匪首二楞锏(山头号)黄义山抓获送官。此举与黄匪结仇。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6月,土匪约200余人寻仇袭击磨石峪村,邓铁梅的父亲邓继新率众奋起抗匪,与家人、亲属、团勇12人皆死于土匪刀枪之下,邓家房舍尽被焚毁。15岁的邓铁梅目睹家破人亡的惨状,誓志歼匪报仇。此后不分冬夏,拜师习武,精通枪械。18岁由三门洞高等小学堂毕业,适逢邓铁梅六叔邓继述在小市总甲所任总甲长,凭借六叔之力入总甲所任文书、班长。1917年(民国6年)邓铁梅考入本溪县警察训练所,受训6个月后被分配到本溪县警察大队任巡警,班长。1921年(民国10年)调到凤城县警察大队,先后任班长、大队长、1928年(民国17年)任凤城县公安局长。邓铁梅在凤城任职期间,于1925年(民国14年)回乡省亲时,听乡亲们议论小市区长肖文波勾结官府,鱼肉乡民,横征暴敛,设赌抽头,乡民有苦难言。为伸张正义,驱逐贪宫,邓铁梅深入调查,核实证据,秉笔直书,列举区长肖文波四大罪状,并上告到奉天省长公署,直到同年7月6日,奉天省长公署作出“呈悉既据查明,区长肖文波御下不严溺职,应准撤革,听候查办”的指令,乡亲们听到此信后,群情振奋,邓铁梅声望大增。1928年(民国17年)初夏,日军因在安奉铁路凤凰山下的路段上发现一块大石头,便借故生事,向县政府提出无理要求。两天后,几十名日本守备队员荷枪实弹将县公署包围,逼迫县长在文件上签字。邓铁梅闻知,速调公安队紧急集合,并亲自持枪闯进县公署。邓铁梅针对日本人的蛮横无理的要求,断然拒绝。日军官勃然大怒,抽出战刀进行恫吓,邓铁梅横眉怒视,立即拔出手枪对准日军官,日军见状,便垂头丧气,狼狈地走了。邓铁梅的大无畏精神深得民众赞誉。

翌年,日本商人依仗日本守备队势力所经营的青城子铅矿,违反规定,越界开采,凤城县长派邓铁梅查办此事。经过调查,发现越界开采情况属实,遂采取断然措施,查封此井,狠狠地打击了日本商人和日军守备队的嚣张气焰,替中国人出了一口气。同年,邓铁梅又把盗卖国土的亲日分子曲明冗逮捕入狱,并将国土赎回,再次维护了民族利益。在县公安局任职期间,邓铁梅目睹警政积弊,深感旧中国的官场政治腐败,使民众饱受困苦。对此他廉洁守己,体恤民情,严格约束部下不准侵扰百姓,并对那些勾结官匪,鱼肉乡里的土豪劣绅严历打击。他对上不阿,对下不凌,耻与贪脏枉法的官吏为伍,他的正直在旧中国的官场中是行不通的,屡遭陷害报复和排挤。至1929年(民国18年)被撤职,另调省警务处任督察员。到任不久,因未去拜见新到任的警务处长,再受排斥,便愤然辞职。1930年(民国19年)应同僚之招,去哈尔滨特别警察管理处任督察员。1931年(民国20年)春调任牡丹江警察分署任署长,到任不久,因与上司不和遭革职。

1931年4月,邓铁梅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辽宁,先后到沈阳、锦州谋职,未能如愿。正在这时,爆发了“九一八”事变。狼烟千里,辽、吉两省大片土地沦陷。目睹蒋介石国民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邓铁梅愤慨地说:“政府无能当政,军队有土不守,真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他表示:“我们宁可被打倒,也不能被吓倒,不能俯首当亡国奴。”民族义愤使他下决心返回辽东山区组织抗日队伍。邓铁梅在锦州拜会了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当即得到黄显声的支持和赞助。

同年10月下旬,同好友云海青乘火车离开锦州,经沈阳回到凤城县小汤沟顾家堡子(今属岫岩大营子乡),串联旧好十数人,不久便组织200多人的抗日队伍,在凤城县尖山窑正式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自卫军,邓铁梅任总司令。在成立大会上,邓铁梅宣布抗日自卫军纲领:“武装抗日,保卫家乡,抗日救国,保民第一,不妥协、不投降。”战斗口号是:“不爱钱、不怕死、军民一体、抗日救国、收复失地。”至12月底,抗日队伍扩大到l500多人,建立3个大队,一个武术队,一个侦察队。从此,这支民众武装打响了辽东地区民众抗日第一枪。

自卫军组建后,士气旺盛,斗志倍增。邓铁梅抓紧战机,决定夜袭凤凰城。 1931年(民国20年)12月25日夜,派人探知凤凰城县城的日军武装和警察各有200余人的兵力布置情况后,马上作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兵分4路,第一路在凤城以南的张家堡子切断电话线,使凤城与其以南的高丽门、安东车站断绝联系;二路在凤城车站以北的四台子设下路障和埋伏,阻击从连山关、鸡冠山北来的增援之敌;第三路袭击火车站,消灭火车站守敌;第四路冲进县城进攻日本守备队和警察署。晚10时,战斗打响后,民众自卫军把车站和城内的敌人包围起来,切断联系,使敌首尾不能相顾。自卫军捣毁了县衙、公安局和日本特务机关平井药房,砸开监狱,救出“九一八”后,日伪逮捕的爱国人士。战斗持续到第二天清晨4时,在敌人增援部队到来之前,自卫军撤出战斗,此役共打死日伪军50余名,缴获步枪300余支,轻机枪3挺,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东北民众自卫军夜袭凤城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狠煞了日本侵略军的嚣张气焰,给日本侵略者沉重的打击。在国内引起了很大震动和反响,辽东抗日自卫军威名大震。凤城大捷后,自卫军的队伍迅速扩大,军队编制由大队扩编为9个团。1932年3月,在北平的抗日救国会派代表苗可秀前来与邓铁梅联系,邓铁梅详细向苗可秀介绍了民众抗日自卫军成立的经过和现状。苗可秀返回北平向救国会汇报后,救国会立即委任邓铁梅为东北民众义勇军第28路军司令。同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又委任邓铁梅为第13路军司令。邓铁梅率部先后进驻庄河、大孤山,该地区的伪政权和伪警察在义勇军的威慑下,接受义勇军的条件,交出武器,仅庄河县城就收缴400多支枪支,迫击炮2门和大批弹药。

同年8月,自卫军在转战中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进入战略要地龙王庙,在不到10个月的时间里,共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除攻打凤城、庄河外,包括占领黄土坎,三打大孤山,智取卡巴岭三义庙等战斗,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自卫军也发展到15000多人,成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抗日武装力量中的一支劲旅。这支部队活跃在安东(今辽宁丹东)、凤城、岫岩、庄河、本溪等数百公里的宽广地带不断打击日军。

为了坚持长期抗战,1932年,邓铁梅接受了中共南满团省委书记邹大鹏关于加强军队政治工作的建议,加强部队军事训练,整顿部队。在组织建设上,司令部下设秘书、参谋、副官、军械、军需、军法、军医、财务等八大处,成立器械、被服、印刷等工厂,保证部队军需供应。此外,邓铁梅还注重军队宣传工作,抽调文化基础比较好的11名队员,组成专职宣传队,通过张贴标语,编歌曲、画漫画、讲战绩等形式扩大抗日宣传,这些宣传工作激发了广大军民的抗日热情。为巩固革命胜利果实,邓铁梅非常重视根据地的建设。他鼓励发展农工商业,禁止粮食外流,制定了合理的税收政策。缴获了50多万公斤敌伪的官盐,掌握了盐滩,没收了逃亡地主大量财产。印发了“东北民众自卫军流通券。”所有这些措施,对安定后方,巩固根据地和支援整体抗战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在思想建设方面,他为部队制定了严明的纪律。对于个别违犯群众纪律的,不论职位高低,功劳大小,一律给予严励惩处。有一次,发现自卫军队员孟广志到老乡家索要二两大烟土,家里没有,逼其进城买。邓铁梅知道后,立即派稽查队将孟抓来,召开了军民大会,当众讲明孟的勒索事实,给予严惩。

每逢部队离开驻地时,他总是派稽查队前去老乡家了解是否有违犯纪律的。若有发现,必须回去向老乡当面检讨错误。行军作战时,邓铁梅和战士们一样步行,从不骑马,也不许别人骑马。他向干部战士们说:“一匹马一天吃的粮食够一个人吃好几天,我们吃的粮都是来自老百姓,负担够重的,你再养几匹马,老乡们能负担得起吗?”有一次,从本溪来一批抗日义勇军加入邓铁梅的自卫军,他们途中从老乡家拉来一些牲口。邓铁梅在欢迎大会上向前来参加自卫军的战士们说:“咱们吃粮靠乡亲们支援,你们把乡亲们的牲口拉来,他们用什么种地?地种不上,拿什么来支援我们抗日?”经过教育,战士们都把牲口送还原主。1932年夏,二道河一带闹粮荒,有很多乡亲已经断炊。在这危急关头,邓铁梅从龙王庙调出5万多公斤粮食运往灾区,解救了灾民的危难。由于他注意军民的团结,和群众的关系好,群众主动地为自卫军送情报、当向导,积极支援自卫军的抗日斗争。同年夏,邓铁梅因事来到游击区一个村子,不料与伪军遭遇。在这危急关头,有一名中年农民主动出来护送他出村。当他们走到村头时,遇上伪军的岗哨进行盘问,那位农民机智沉着地说:“这是我表哥,住在前堡,我送送他。”就这样,邓铁梅才安全脱险。

邓铁梅从抗战的实际需要出发,重视干部的选拔和培养。他除招收了300多名有小学文化程度的青年组成学生大队外,还多次举办营、团以上干部学习班。分别对学生队和干部进行军事技术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

邓铁梅对指战员们的战斗素质要求也是十分严格。他为部队提出行动方针:“不怕死,不爱钱,打日寇,除汉奸,要与百姓同甘苦,要为死难同胞报仇冤。”他在行军作战中要求指战员:“不露军情,服从命令,遇敌前进,不要怕死。”他经常向指战员们讲:“人生不就是一个死吗?怕死就不能抗日。”自卫军佩带的臂章上印有六个醒目大字:“不怕死,不爱钱。”鼓舞民众抗日斗志,提高军队战斗力。

同年5月,本溪抗日自卫军黄拱宸率抗日武装加入邓铁梅抗日队伍。这时邓铁梅直接指挥的部队已达16000多人。部队改编为18个团(包括警卫团、骑兵团、炮兵团)以及第一、第八、第十九3个支队和一个大刀队。任命黄拱宸为左参赞,派参谋长李兆麟为驻北平代表,负责抗日救国会方面的联系。并在尖山窑、三清观、河里寨、龙王庙、黄土坎等地建立了游击据点

日蒋《塘沽协定》签定以后,日军加紧对辽东三角地区民众自卫军的围剿和讨伐。日军独立守备队第四大队长板津直纯纠集日伪军进行3次大讨伐。实行“三光政策”和“集家并屯,”给自卫军作战带来一定的困难,作战环境十分艰苦。

1932年春,日伪军疯狂地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扫荡,民众自卫军一部约600余人被敌人包围在凤城县西部的老平顶山上。空中有敌机,地上有重兵围困。但自卫军全体指战员下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他们英勇顽强地坚守阵地四昼夜。最后绝大部分战士由于敌众我寡和冻饿而壮烈牺牲,只有少部分战士冲出敌人的包围。邓铁梅率领着这支抗日队伍,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使得日寇统治者惶惶不可终日。因此,日本帝国主义者将邓铁梅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他们也深知要消灭民众自卫军,首先必须降服邓铁梅。于是,便利用邓铁梅昔日好友及旧部多次来信劝降,以高官厚禄进行引诱,但都遭到邓铁梅的拒绝。最后敌人提出与邓铁梅“谈判。”邓铁梅考虑民众自卫军自成立以来,艰苦抗战一年多,需要有个时间休整一下,补充装备,筹集给养,以利再战。便与其他领导人商议,决定将计就计,和敌人周旋一两个回合。他在一次干部秘密会议上说:“让我们先找个阴凉的地方喘口气,搞点枪炮弹药,然后咱们就来一个打渔带杀家。”经过大家详细讨论,决定派出以苗可秀为首的代表团到奉天(今沈阳)与日军“谈判。”但日方无意“谈判,”借故提出一些不合理的要求。并说在这不能谈,必须到新京(今长春)去谈。苗可秀提出:你方提出的条件,我无权回答,要解决问题,你方可派代表与我到我们司令部去谈判。于是,日方派出6人前来凤城沙里寨。事后,邓铁梅下令将日方代表全部处决,以表示他抗日的决心。”

1933年4月15日至1934年初,日伪军先后对抗日自卫军进行了第二次和第三次讨伐,自卫军改变战术,灵活应战,待机消灭敌人,并取得局部胜利,由于长期坚持抗战,加上给养不足,操劳过度。1934年5月下旬,邓铁梅因病到岫岩县头道干沟小蔡家沟张家堡张文燮家中养病。不料,在30日深夜,叛徒沈延辅带领6个特务闯进张家,将邓铁梅抓走,由伪军护押到凤城,又秘密押到奉天警备司令部军法处,以后送进伪陆军监狱。一天,一个日本搜查队长来到邓铁梅的囚室。神态傲慢地向邓铁梅问话,邓铁梅坐在桌旁,低头练字,毫不客气地说:“今天我不舒服,不愿意多说话。”这个日本军官无奈,只好改用谦恭的口气问长问短。邓铁梅只冷冷地与他说了几句。日本军官临走时,递过自己的折扇虚伪地请邓铁梅题字留念。邓铁梅接过折扇,略加思考,便挥笔写下了:“五尺身躯何足惜,四省失地几时收”这一气势磅暗的诗句,使这个日本军官看后恼羞成怒,墨迹未干便溜了出去。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都遭到破产,于是便对邓铁梅的肉体进行摧残,企图动摇他的抗日意志。邓铁梅对来探监的亲友一再表示:“我白纸不能划黑道,粉墙不能沾黑点,我决不会投降。事到如今,我活着将与草木同休,死了可与古人并存。我宁愿死,决不贪生。”表现了抗联斗士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1934年9月27日晚,关押邓铁梅的伪陆军监狱,从狱吏到门岗,全部换成了全付武装的日本军人。9月28日早五点,时年43岁的抗日将领邓铁梅被日本侵略者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中央对邓铁梅的抗日救国壮举给予极高的评价。中共中央在1935年8月1日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把邓铁梅烈士称为“为救国而捐躯的民族英雄。”1935年11月,中共南满省委把以邓铁梅旧部为基础组建的一支队伍命名为“铁梅支队。”邓铁梅壮烈牺牲的消息传出之后,天津《大公报》登载了《悼念邓铁梅》一诗。

凤城县人民政府早在建国初就以邓铁梅的名字命名了街道。1987年9月,本溪县人民为永远纪念和缅怀邓铁梅的抗日功绩,在山城子乡修建了邓铁梅纪念碑。

苗可秀

苗可秀,原名苗克秀,又名景墨,号而农。190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生于本溪县下马塘苗家堡子。父亲苗维新是庄稼人,务农之余,挑担做小本生意,以补收入。

苗可秀于1914年(民国3年)9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塾师是从山东来的一位老秀才,旧学根底很深。因苗可秀读书用功,成绩突出,深得塾师器重,破例不收他的学费,并着意培养苗可秀文学方面的特长。1919年他考入下马塘高等小学,两年后考进沈阳第三中学,1926年毕业,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东北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预科读书,1928年升入本科。

苗可秀考入东北大学以后,孜孜不倦地读书,潜心探求学问,理解问题有独到之处。他曾致力于先秦诸子文学的研究,著有关于论述荀子的文章20余万字。文章立意新颖,深得师友信服与好评。在学习期间,因成绩优秀,性格诚实稳重,在文学系学生中很有威信,被推为级长。在读书期间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侵略行径十分愤慨。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苗可秀投入了抗日救国运动,与阎宝航、卢广绩、高崇民、王化一等一大批爱国青年学生参加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1931年11月5日,参加了“东北民众赴京请愿团,”提出:“克日收复东北,准备对日宣战,缉拿汉奸,惩治失地负责官吏”等八项主张。

1932年2月,苗可秀受救国会的委托,到辽东三角边地邓铁梅所部义勇军,与邓铁梅相见,当即被邓铁梅委任为民众自卫军总参议,辅佐邓司令参赞军务,后又任军官学校的教育长兼学生队队长,在凤城、岫岩、庄河、安东(今辽宁丹东)一带进行抗日斗争。

1932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削减抗日力量,曾多次通过邓铁梅的昔日好友出面或者通过书信劝邓投降,均未得逞。于是便提出要与邓铁梅部“谈判。”当时自卫军处境非常艰苦,服装不整,夏季多有赤足者。在岫岩被俘的日本商人见此情景,主动提出愿供应两万双胶底军鞋,作为释放日军战俘的交换条件。在反扫荡战斗中,义勇军弹药也消耗颇大,急待补充。遂趁此机会,邓部向日商要求必须供应20万发子弹。日商并未拒绝,只说军鞋供应自身可以解决,而子弹问题需与军方商量。因此先释放一名日商去,以便联系。过了几天,接到被释放的日商来信,请派代表到凤城去商谈。总部派总参议苗可秀携带随员两名前往。

苗可秀等到凤城后,和日本参事官、伪县长康选三见了面,把任务说了一遍。日伪方面当时未作具体表示,饭后,伪县长说:“这事关系甚大,当地解决不了。”日方官吏主张到新京(今吉林长春)商量。苗可秀明白敌人本意是要招降邓铁梅部。但为了获取子弹,坚持抗日,只好将计就计,当天在日方官吏陪同下,乘火车来到奉天(今沈阳)。到奉天后,日方官吏说不去新京,需先和奉天日军司令部及警务厅接洽,苗可秀便同他们分别会谈。但日伪官员避而不谈交换条件,且态度极为傲慢,伪警务厅长甚至谩骂自卫军是乌合之众,限令9月中旬缴枪投降。

苗可秀识破了日本人的诡计,当即提出声明:“本人是奉命来同你们商谈日俘交换问题,而你们所提出的问题,与我的使命无关,本人无权发言!”日方立即威胁说:“你们是有利的,如果不接受,就先把你们留在这里。”苗可秀看出日方不能履行原来的交换条件,为摆脱被他们强制扣留的危险,马上向日方表示,你们把我们3人留在这里,对邓司令的实力来讲,是没有什么损失的。你们提出的是招抚问题,本人没有接到这项使命,当然是没有权力来过问。你们如果强制我接受,我没有得到司令的许可,恐怕也不会生效。况且招抚这样的大问题,你们最好派遣代表到“抗区”去同邓司令亲自谈判。假如不放我们回去,对邓司令来说,起不到要挟作用,只能堵塞用和平方式进行招抚的道路。日方听了苗可秀的话,立即向苗可秀表示歉意。第二天,军部及伪政府分别派遣大佐、中佐、少佐等日本军官6名,带领翻译刘大舟,随同苗可秀来到“抗区。”苗可秀回到“抗区,”将这次奉天谈判的经过向邓司令做了详细的汇报,邓铁梅认为交换条件既然无望,就没有同日方军官再谈的必要,遂将日方代表同翻译官一起,交到驻刁窝堡的第三支队暂行看管。在一次全体军官会议上,邓铁梅征求大家的意见,如何处置敌方代表,多数人同意将其全部处决。苗可秀奉邓铁梅之命将日方代表友田俊章等六人处死。

苗可秀从奉天“谈判”回来后,继续率领中国青少年铁血军在凤城、岫岩一带进行抗日斗争。苗可秀组织指挥有方,重视对士兵

的宣传教育工作。他统帅的士兵,纪律严明,作战勇敢。他们的口号是:“爱护老百姓,联合警备军,团结义勇队,打倒日本人。”

1932年9月末,伪军李寿山部千余人从大孤山出动,攻占了黄土坎,令其弟李怀臣驻守。黄土坎与大孤山隔大洋河相望,是自卫军经营的经济重地,与自卫军司令部驻地龙王庙很近。为保卫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的安全,10月18日邓铁梅任命苗可秀为总指挥,率队誓死夺回黄土坎。苗可秀于18日深夜率领第九团、学生队(军官学校学员)和大刀队摸进黄土坎,将查岗的李怀臣刺死,战至次日清晨收复黄土坎。消灭李部伪军五六十人,缴获长短枪30多支、子弹1万发。

1932年12月8日,日军从凤城出发向龙王庙进攻。为掩护邓铁梅司令部从龙王庙安全撤出,苗可秀带领学生队和一营、二营战士200人到龙王庙西北15公里处设伏牵制日军。当日军进入伏击圈时遭受到突然袭击,死伤60多人。自卫军伤亡20人。此役为邓司令12月17日撤出龙王庙赢得了时间。伏击战后,苗可秀与邓铁梅在哨子河马道沟会合,向尖山窑方向转移。因尖山窑失守,部队在哨子河三道干沟集结。这里距尖山窑15公里。日军调集200多人扼守文家街,以堵塞自卫军收复尖山窑的通道。乘日军立足未稳,苗可秀率队向文家街猛攻。日军战败,退守红花岭。红花岭是通往尖山窑必经之处,易守难攻,势在必得。苗可秀率队乘胜攻占了红花岭。日军退到宁家堡子,把老百姓的箱子、柜子都搬到街上构筑临时工事,企图固守。苗可秀趁夜把宁家堡子团团围住,下半夜发起总攻,大刀队在步兵密集火力的掩护下,冲进宁家堡子,抡起大刀猛砍日军,毙敌50多人,迫使日军退守尖山窑。

苗可秀率队在密林中稍事休息即向尖山窑进军。第二天夜里8时,苗可秀指挥自卫军炮轰尖山窑,日军却毫无动静。当自卫军先头部队冲进尖山窑时日军才开始还击。苗可秀一马当先冲在最前边。战士们信心倍增,奋勇冲杀。日军凭借工事掩体顽抗。苗可秀不顾枪林弹雨,爬上墙头指挥。自卫军士气大振,猛冲猛打。拂晓时分日军终于支撑不住,向白旗堡方向逃窜。被日军占领20多天的尖山窑又回到自卫军手中。接着,苗可秀又指挥部队打退日军二次反扑,在尖山窑站稳脚根。自卫军在尖山窑设立司令部。军官学校开始招收第二批学员,苗可秀亲自授课。

1933年3月,苗可秀去哨子河与赵同等人在岫岩县红旗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青年抗日同盟会、别动队,任命刘壮飞、白君实为别动队正副队长,并决定苗可秀到关内活动。苗可秀到北平(今北京)制定奉天(今沈阳)暴动计划提交救国会讨论同意,于1933年8月潜回奉天活动,不久返回凤城。

1934年2月1日苗可秀在三道虎岭主持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少年铁血军。苗可秀被选举为少年团总裁、同心会会长、中国少年铁血军总司令。铁血军下设3个大队,任命赵同为铁血军参谋长,并任命了铁血军大队长、中队长、分队长、警卫队长等。3月著成《少年团须知》、《新义勇军谈话》、《铁血军口号问答》、《少年团口号问答》、《我们为什么作义勇军运动》、《加里波的传记》、《孙中山先生革命史》、《论孟择要》、《曾文正公全书择要》、《汉奸叹十声》、《冤魂托梦》等文章11种。每种装印500册,至5月完成。提出“爱护老百姓、唤醒伪国军、团结义勇军、打倒日本人”的口号。4月率领一、二大队在黑夜里与日军遭遇于沙里寨,激战2小时,史绍迁大队副牺牲,日军伤亡10多人;将土匪王召伯部80多人缴械,救回“肉票”(指被土匪绑架的人质)40多人。先后被缴械土匪有黑虎、铁牛、铁山、鹞飞、五虎、东洋、九江、天王、地王等30多股。5月率第1军2大队150多人趁风雨天气进攻驻大岔沟伪军,打死打伤中尉连副以下20多人。6月1日,苗可秀在少年团改选会议上连任总裁。此期间苗可秀在各地举行群众大会40多次,宣传少年团、铁血军的宗旨和主张。 7月,苗可秀得知因邓铁梅被捕,日军招降邓铁梅余部、汪晓东通知各部投降的情报后,于7月将汪部缴械,驱逐汪晓东入关。

1935年2月15日,苗可秀率军300人,行至猞猁沟(今岫岩红旗镇)稍事休息,发现伪军分乘5辆汽车共300多人来犯,立即下令伏击。此役共缴获步枪50支、手枪4支、轻机枪1挺、重手提式机枪1挺。伪军大队长苗次芳、大队副李哲英被击伤后逃跑。1935年4月21日下午,苗可秀率队到达沟汤(今岫岩哈达碑乡沟汤村),在学校召集群众开会,宣传抗日救国。突然听到南山响起枪声,苗立即带领部队往北撤退。得知日伪军200多人在沟汤村宿营,分住东西两个大院。晚上10时,苗令刘壮飞、白君实兵分两路向两个大院逼近,迅速发起攻击,全歼敌人两个大队。这次战斗击毙日军7人,击毙伪军10余人,并缴获大部分军械。6月13日,苗可秀率部由凤城渡过哨子河来到羊角沟刘清兰家宿营。叛徒刘仁安向驻哨子河日军密探张兴式报告抗日联军行踪地点。拂晓时分苗部突遭日伪军500多人包围。苗可秀因腿部受伤,由战士王德林背着逃出重围,在山林中隐蔽养伤。6月21日凌晨来到碑家岭朱运成家养伤,因叛徒赵春和等人告密而被捕。

苗可秀被捕后,先关押在日本警察署,用装甲车送到安东(今丹东)医伤。苗可秀与日军及有关人士展开辩论,揭露日军侵略行径。有个日军军官说“我们是来替你们求解放、争自由的,你不来谢谢我们,还打我们。”面对强盗逻辑,苗可秀予以痛斥:“你们是残暴不仁的帝国主义,你们是吃人如麻的饿鬼,你们是贪得无厌的猪狗。你们要灭绝我们的生路,糟蹋我们的人格,还用伪装面目来欺骗、诱惑我们。请问自由在哪里?解放在何时?现在我们见到的不过是些满目凄凉的景象罢了!”一个翻译官凑上来问:“你上山几年了?”苗可秀视其媚态说:“你是什么东西?是人是鬼?你不配和中国人说话,快滚出去!我天天在山上走,也天天在地上走,不象你们这些狗腿子天天在日本人的胯下走。”日方对苗可秀施以惯用伎俩,妄图以授予中将军衔、委以警备司令为诱饵劝其投降,苗可秀对此嗤之以鼻。劝降不成,日军终于露出凶恶本性,威胁说:“你打死了那么多日本人,这些人的家属都要求对你处以极刑,你若投降,还有一线生机,如若不降,必死无疑。”苗可秀坦荡地说:“打死日本人是抗日军指挥者的天职,死是我的最后归宿。”日本翻译前山对苗可秀的爱国行为肃然起敬,请题字留念,愿意代为邮寄信件。苗可秀挥笔题写“正气千秋,”并作《誓扫倭奴不顾身》一词送给监护他的日本军人。苗可秀在写给老师王卓然的信中给儿子起名“苗抗生”,勉励儿子继承遗志,为抗日战斗终生。  

1935年7月25日下午,凤城街道两旁军警林立,日军用1辆马车将苗可秀押到被苗可秀枪毙的友田俊章等6人纪念碑前强迫跪下。苗可秀拒绝下跪,昂首挺立。日军惊恐万状,急忙将其押往凤城城郊南山沟里绑在一棵小松树上,并对他说“你现在答应投降,还可以保证你不死。”苗可秀说:“抗日不怕死,怕死不抗日,我已做好死的准备,你就来吧!”然后高声吟道:“而农松下折颈枝叶茂,可秀日久还田重复生。”日军给友田俊章等人家属每人发一支枪,叫他们赶快行刑。贺门的妻子开第一枪,白井的哥哥开第二枪,接着枪都响了,苗可秀在枪声中英勇牺牲。

1946年,凤城县政府将站前街命名为苗可秀街。1957年1月1日,凤城县人民委员会在苗可秀牺牲地立碑纪念。并于1988年10月,在凤凰山下建立邓铁梅、苗可秀纪念碑。

为纪念苗可秀烈士,本溪县人民政府于1987年7月在苗可秀的家乡下马塘镇虎头山下树立了英雄纪念碑。

黄拱宸

黄拱宸,名成庸(字拱宸),满族,189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生于本溪县清河城镇前央村一个富有农民家庭。其父黄景武,在北京侍候过清朝的王爷,因侍奉王爷有功,王府将清河城小甸子成记一带土地山林赏与他,从此黄家在清河城成为较富有的大户。

黄拱宸幼年在家乡私塾读书,1912年(民国元年)考入沈阳蒙旗师范学校,毕业后,随其父及兄黄成序在沈阳北关开设聚成客栈。在经商过程中,黄拱宸目睹了旧社会的黑暗和不平,特别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经济掠夺和国内军阀混战局面深感忧虑,逐渐厌倦官商场面。于1927年(民国16年)其父亲去世后,他回到家乡,以经营果树和养畜、养蜂为业。

黄拱宸为人豪爽耿直,重义气,乐于结交社会各界人士。他在经济上从不吝啬,经常资助别人衣物钱财,亲朋之间来往密切,因此在本溪、新宾一带很有名望。

1931年(民国20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本溪县及铁路沿线重镇,几天之内就被日军占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土地上横行霸道、烧杀奸淫、无恶不作的强盗行径,激起了黄拱宸的满腔义愤。他说:“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怎能容忍日本鬼子在中国的土地上杀我同胞,烧我民屋,夺我财富!”于是,他联系了一些有识之士,组建抗日义勇军,从清河城、泉水、小市到新宾和抚顺边界,在一个月之内,就集结起包括山林队、保甲队、青年学生等组成的千余人的队伍。并制定宗法,开展训练,准备抗日。

1931年10月,邓铁梅在凤城举起义旗,组建东北民众自卫军,各路抗日义士,慕名投奔邓铁梅。黄拱宸经邓铁梅叔父邓吉道介绍,于1932年3月,率领新组建的抗日义勇军,参加了邓铁梅的抗日队伍,被任命为东北民众自卫军左参赞。他与苗可秀总参议一起,成为邓铁梅的重要助手。从此,3人志同道合,同舟共济,共振抗日救国大业。

1932年(民国21年)4月21日,唐聚五在桓仁举行抗日救国誓师大会,宣布成立辽宁民众自卫军。同年8月15日又成立了辽宁省临时政府,由唐聚五代理省主席。根据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整编抗日武装的指示,为了便于指挥对敌作战,明确划分战区和任务,辽宁民众自卫军共编为7个方面军。邓铁梅部为第四方面军,邓任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第十三路军司令。黄拱宸被任命为辽宁民众自卫军第四方面军第十三路军少将左参赞。

邓铁梅部队的抗日活动,以凤城、岫岩、安东、庄河、大孤山等地区为主。由于邓铁梅、苗可秀、黄拱宸3位主要将领都是本溪县人,本溪县地区的一些小股义勇军都与邓铁梅部队有密切联系。为了壮大抗日救国力量,黄拱宸受命回本溪组织收编抗日爱国志士和小股义勇军,壮大抗日武装力量。

1932年(民国21年)夏,黄拱宸与李海山等人由凤城回到本溪,在小市观音阁李兴山大院召集群众开会。他在会上发表演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滔天罪行,号召爱国志士积极参加抗日斗争。黄拱宸即以东北民众自卫军“行征部”收编委员的身份,联系组织抗日武装,把一些小股队伍改编为抗日义勇军。他先后收编了“青山好”、“陶春和”、“青山乐”和“双虎”等部。为解决新编队伍的被服问题,他用自己家果树、养畜、养蜂及其他方面的收入,成批购买布匹、军衣、手套、鞋帽等物资,供给扩编的抗日队伍。

日伪当局十分惧怕邓铁梅部队进入本溪地区,因为邓铁梅、苗可秀、黄拱宸都熟悉本溪县区域的风土人情,他们可以凭借有利地势和在家乡的威望,联系起更多的抗日队伍,给日伪军造成更大威胁。因此,日伪在本溪与宽甸、凤城、岫岩、辽阳边界上,设置重兵防御。敌人的封锁和隔离,给当时活动在本溪、抚顺、新宾边界的黄拱宸抗日队伍造成很大的困难,迫使他们不得不组织小股队伍独立作战。

1933年(民国22年)2月末,黄拱宸率领警卫队30余人在清河城成记村开会,会后,携带印信袖标等物,来到新宾县苇子峪一带,欲收编“占东边”部共同抗日。当时日伪驻奉天警备司令部派一个姓姚的汉奸参谋率敌军在本溪、新宾一带围剿抗日义勇军。3月3日,汉奸姚某带领伪军向“双虎”陈国军部进剿,陈国军部被迫转移,黄拱宸没有机会与陈国军见面,便与黄新田、于长海、邹景山住在兴京(今辽宁新宾)西厢小堡通沟赵景文家中。3月4日晚6时,敌军追剿义勇军来到通沟,挨门逐户地进行搜查,结果发现了黄拱宸的住处,立即派兵包围。敌人先让一个翻译进屋劝降,黄拱宸对他说:“你是中国人,要给中国人办事,怎么能叫外国人侵占我们的国土?”这时,敌人逼近了房门,大声喊叫:“黄拱宸在不在?”黄拱宸昂首挺胸,竖起拇指说:“在,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因寡不敌众,黄拱宸与黄新田、于长海、邹景山等同时被捕,带到新宾县城,关押在第十四监狱。

黄拱宸被捕后,其妻刘继琳曾去探监,告诉他准备变卖家产把他赎出来,并打算通过他哥哥黄成序,向上层疏通。黄成序曾任民国驻外蒙高级官员,“九一八”事变后,拒绝敌伪劝诱,在长春经商为业,有一定的社会影响。黄拱宸知道,如果通过这些办法获释,必将是苟且偷安,有损弟兄2人的国格、人格。因此,他对家人说:“我不能屈膝求饶,我为抗日救国而死,死得其所,没有任何怨言。你们花钱托人把我赎回,只能是当亡国奴,甘受日本人的奴役,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此时,黄拱宸的部下陶春和、赵广福和陈国军等部,重新整顿了队伍,在本溪、新宾边界加紧活动,用军事压力迫使敌人释放黄拱宸,并准备劫狱。汉奸孟凌云得知此事后向新宾方面送去一封密信,鼓动当局抓紧处决黄拱宸以防意外。

1933年(民国22年)3月19日,黄拱宸被敌人杀害于新宾县城十四监狱北大墙外。同时被杀害的,有黄拱宸的随员黄新田、于长海、邹景山,还有辽宁民众自卫军营长马锦坡、参谋长李祥凯和另外一人。新宾地区称黄拱震及上述6人为“七烈士。”

黄拱宸就义前,给他的夫人刘继琳留一封遗书,嘱咐他的儿子黄新鉴:“你要明白,我是为中国而死。你要孝敬母亲,替父报仇。”他在临刑前向刽子手斥责道:“我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的血不能洒在被侵略者玷污的土地上。”敌人只好给他买了一领新席。年仅35岁的民族英雄黄拱宸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与他的战友倒在了血泊之中。

黄拱宸牺牲后,他的警卫员祁禄和他的部下陶春和、赵广福、成国军,按照他的遗嘱,把遗体葬在成记村大坎子一棵梨树下。他所组建的义勇军继承他的遗志,继续打击日本侵略者。

宋铁岩

宋铁岩,原名孙肃先,字晓天。1909年(清宣统元年)12月6日,生于吉林省永吉县大绥河区搜登河村。他性格刚毅,热爱劳动,乐于助人,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8岁入私塾,12岁入高等小学,16岁考入吉林省立第一师范。他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有良好的文学素养。1927年(民国16年),宋铁岩在吉林省一师毕业,开始接受新文化运动思想,信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1928年,宋铁岩升入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被推选为班级学习委员,并经常在校刊《秋声》上发表文章。这一时期,他受到革命教师谢雨天、楚图南的影响,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积极追求真理,决心投身革命。

1930年(民国19年)秋,他来到北平参加了“北平革命互济会,”1931年春考入北平中国大学,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担任“互济会”中国大学分会主任,并被选为中国大学学生会主席和北平大学生联合会理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宋铁岩带领同学走上街头撒传单、贴标语、发表演讲、举行集会和抗日示威游行。12月,宋铁岩被选为北平学生南下请愿团代表,并为负责人之一。请愿团在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时遭到军警镇压,有30多人被枪杀,百余人受伤,并有许多人被捕。宋铁岩也被逮捕关押,在狱中遭受折磨。后来在全国人民的强烈声讨下,国民党反动政府被迫释放了被关押的学生。宋铁岩出狱后,留在北平继续参加抗日救亡活动。

1932年秋,宋铁岩受党组织委派回东北从事抗日活动。他与曹国安等人在吉林和长春的大学、中学以及磐石、桦甸县城的工人中进行抗日宣传,组织抗日救国会。年末,他回到家乡。此期间他写了许多慷慨激昂的诗篇,抒发为革命献身的抱负和情怀,揭露和抨击帝国主义的种种罪恶,热情洋溢地讴歌了工农劳苦大众的斗争精神。他把这些新诗编成了一本小册子,封面上用墨笔画了一面旗帜,旗上有代表工农兵的斧头、镰刀和枪的图案,题名为《前进》。诗集中主要有《前进》、《轰杀》、《跃进啊,中国!》、《太阳》、《暴动》等诗作,爱国之情跃然纸上。

1933年4月19日,宋铁岩奉命去伪铁道警备第5旅14团迫击炮连做兵运工作。他与家人临别时,把《前进》诗集交给妻子林晓云,并叮嘱她:“让孩子好好念书。‘满洲国'不倒不能让他做事,宁可种地,也不要给小日本做事!”他留给父母的最后一句话是:“不赶走鬼子,我是不会回来的!”从此,他再也未与父母和妻子儿女见面。

1933年4月下旬,宋铁岩来到吉林省磐石县烟筒山,经先期打入伪军做兵运工作的曹国安和张瑞麟介绍进入伪军第十四团迫击炮二排当兵。他们3人采取各种方式向士兵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使士兵的反日情绪不断高涨。5月26日,宋铁岩、曹国安介绍张瑞麟加入中国共产党。当晚,他们开了第一次党小组会,决定在“端午节”发动起义。5月28日(端午节)半夜时分,宋铁岩与曹、张等人发动士兵打死了伪连长,打伤两个伪排长,带领全连120余人起义,带出长枪100余支、追击炮一门、炮弹20箱(共80发)。5月30日,宋铁岩等率领起义队伍到达磐石县西边红石砬子山里玻璃河套,受到杨靖宇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总队和磐石中心县委的热烈欢迎。正式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总队迫击炮独立大队,曹国安任大队长,宋铁岩任政治委员。

1933年9月18日,南满游击队改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杨靖宇任师长兼政治委员,李红光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宋铁岩除积极做好本部队的政治工作外,还到各抗日队伍中进行宣传争取工作。以便形成“以第一军独立师为中心联合各抗日队伍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的游击战争新局势。

1934年4月,宋铁岩代表党和人民革命军到苏剑飞领导的南满第一游击大队兼任政治委员,教育和改造这支自发的抗日武装。1935年2月,苏部被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二教导团,宋铁岩仍任政治委员。

1934年11月5日,南满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临江县四道二岔召开。大会一致通过了杨靖宇关于正式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与组织中共临时南满特委的提议,选出李东光、纪儒林、杨靖宇、宋铁岩等为临时特委委员。11月7日,宣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成立后,部队加强了政治工作,贯彻执行中共满洲省委制定的《东北人民革命军及赤色游击队政治工作条例(草案)》。宋铁岩向干部战士讲解了目前斗争形势,部队的任务和抗日战争的前途以及对日作战基本纲领等,并且在士兵会上进行反复讨论,使战士了解条例的内容。为了正确处理军政、军民关系,加强部队的纪律,鼓励指战员奋勇杀敌,还制定了《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奖惩条例》和《第一军战斗员作战奖励条例》,对损害群众利益者加以惩处,对作战有功或缴获武器者予以奖励。

宋铁岩具有政治工作经验和组织才能,他为部队的组织建设、政治建设和文化建设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由于他的努力工作,使军内党的组织迅速发展,政治文化工作十分活跃。第一军的油印小报《反日民众报》、《人民革命画报》和传单《为五卅十周年纪念告满洲士兵书》、《红五月斗争的口号》、《给满洲士兵及抗日军官的信》等都是由他主持编印的。他平时经常鼓励并亲自辅导部队指战员利用作战之余学习文化知识和革命道理,使部队的政治和文化素质不断提高。他对地方工作也十分重视,在抗日游击根据地,经常向人民群众做抗日宣传和组织工作,使得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反日组织遍布抗日游击区。他还接触东边道一带的抗日山林队,耐心地对这些武装进行教育、改造和收编,使其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结成联盟,协同作战。

宋铁岩是一位意志坚强的革命者,具有舍己为人、以身作则、身先士卒的高贵品质。他上大学之前就患有肺病,到抗日部队后,艰苦的军旅生活导致肺病不断发作。自1935年,日军实行“集家并屯”、“三光政策,”使抗日部队的处境困难重重。恶劣的条件和环境,使宋铁岩的病情日渐恶化,但他始终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一个夜晚,队伍在山林里点上篝火宿营,宋铁岩因病躺在地上休息,衣服被火燎着了,他却全然不知。大家忙把他扶起,扑灭身上的火,可是他的手已经被烧伤。大家眼含泪水照料他休息,他却用微笑安慰和鼓励大家。他那种坚韧不拔的毅力和奋不顾身的革命精神,使指战员们深受感动。

1936年7月初,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宋铁岩仍担任政治部主任,并当选为中共南满省委委员。在中共东满、南满两个省委合并组成南满省委时,他仍然是省委委员。

宋铁岩不仅是一位党的优秀政治工作干部,而且在军事上也是杨靖宇将军的好参谋。在艰苦斗争的岁月里,始终跟随杨靖宇出生入死,转战于辽宁、吉林广大地区。

1935年春,宋铁岩随杨靖宇率第一军军部300余名骑兵队伍,进入辽东山区的兴京(今辽宁新宾)、桓仁、本溪、凤城等地,与战斗在这一带的第一师配合打击日军。当队伍行至兴京东昌台镇时,得知当地的警察署经常欺压百姓,无恶不作,是抗日军的死对头,便决定奇袭警察署。宋铁岩为此做了周密的准备工作。他把一块白布撕成布条,用肥皂刻印图章,做成伪军袖标,给化装成伪军“讨伐队”的教导团战士戴上,又细致地交待了一些注意事项。第二天清晨,化了装的战士飞马闯进镇里,将伪警察全部缴械,并放火烧了警察署。等敌人援军赶到时,警察署只剩下还在冒烟的房屋废墟。袭击东昌台警察署后,宋铁岩随部队在桓仁县境内活动。一天,部队在歪脖望山岗上遭到日伪军合围,情况万分危急。宋铁岩协助杨靖宇从容指挥战士顽强抵抗,并对伪军发起政治攻势,争取了伪军,使部队安然地通过伪军阵地,摆脱了敌人的包围。

1936年春,宋铁岩再次随军部来到桓仁一带。4月下旬,军部与一师主力部队在宽甸四平街会师。此时,伪东边道“剿匪”司令邵本良带伪军尾随而来。4月30日,军部与一师部队在本溪县赛马集(今属凤城县)山区梨树甸子沟里夹砬子设下埋伏,一举歼灭邵本良主力。

抗联一军为进一步向辽宁西部伸展,配合红军东征抗日,打通与党中央和关内红军的联系。1936年5月5日,宋铁岩与一军军部和第一师部队来到本溪县草河掌汤沟。杨靖宇主持了西征军事会议。会议决定由宋铁岩组织领导一师西征。6月23日,在本溪县和尚帽子营地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宋铁岩传达了军部关于西征的指示,明确了西征的目的和任务,并对西征进行了具体部署,计划以第一师主力部队第三团和少年营从本溪、凤城中间地带突破,插入辽阳,然后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奔辽西、热河地区。第四团、第六团在侧翼配合行动,以掩护第一师第三团和少年营迅速向西挺进。会上,一师几位领导干部考虑到宋铁岩有严重的肺病,劝他留下来休养,他却恳切地说:“西征任务艰巨,由于道路不熟,群众基础差,困难会很多,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工作。你们指挥战斗和开辟地方工作的任务够重了,不能再把政治工作的担子加在你们身上,我必须去。”在紧接着召开的连以上干部会议上,宋铁岩反复讲解了西征的目的和意义,强调西征任务重、困难多,号召大家联系群众,克服困难,去争取胜利。

6月28日,第一师主力部队400余人,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师长程斌、参谋长李敏焕率领从和尚帽子一带出发,开始了抗联一军的第一次西征。队伍跨过安奉铁路,翻越摩天岭大山直奔辽阳、岫岩山区。由于敌人的重兵追堵,只能穿行在山岭间,行军的劳累,加之饮食很差,宋铁岩的肺病越加严重,但他仍咬牙坚持。后来实在走不动了,只好用担架抬着走。在这种情况下,他勉强答应大家的劝阻,由少年营一个排护送回本溪县和尚帽子根据地休养。

在病床上,宋铁岩时时挂念着西征中的指战员。不久,一师西征部队被迫撤回,没有实现预定计划。但在7月15日回师途中,创下了全歼连山关日本守备队第二中队的摩天岭大捷。后来,杨靖宇为赞颂西征壮举亲自写了一首《西征胜利歌》。

1937年2月10日,宋铁岩与一师留守部队在和尚帽子密营中共度大年除夕。为了使征战劳累的指战员过一个好年,他下令组织战士们扭秧歌,使全体指战员十分愉快。不料在次日黎明,骤起的枪声惊醒了在密营中休息的抗联战士。只见山下涌上来黑压压一群日伪军。身体瘦弱的宋铁岩沉着地指挥反击,敌人溃退了。转瞬间,敌人又扑上来。宋铁岩果断地决定突围,率领战士冲破了敌人的包围。宋铁岩走在队伍的后面,边打边撤,当越过一个小山岗时,由于久病体弱行动迟缓,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8岁。

1985年9月3日,本溪县人民为纪念宋铁岩烈士,在其牺牲的地方——和尚帽子山上建起一座抗日英雄革命烈士纪念碑。

刘仁

刘仁,祖籍山东牟平,1909年(清宣统元年)出生于本溪桥头。祖父刘蔺英为维持生计,带着家人逃荒到本溪湖桥头街。以开荒种地为生,后开设德元堂兼卖中草药。父亲刘振邦,字汉臣,当过桥头街邮局邮差和邮政局长。刘蔺英去逝后,刘振邦秉承父业,利用德元堂老字号,扩大经营范围,生意逐渐兴隆起来,成为桥头街的殷商富户,并被推举为桥头街商会会长。刘振邦热心公益事业,为人急公好义,后因秘密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特务残酷杀害。

刘仁7岁开始读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入桥头商立国民小学,11岁考取本溪县立第一高级小学,到本溪湖读书。

刘仁从小受家庭熏陶,对中国历史文化最感兴趣,喜欢独立思考问题。他到桥头北山上玩耍时,发现有水泥炮台,得知是日本人与俄国人打仗修造的,他感到疑惑不解。当学校组织到本溪湖朝阳寺山上踏春,看到涂着日本标记,由日本人押运的火车,满载着木材、煤炭、粮食从山下经过时,他感到这是中国人的耻辱。在高小毕业的师生联欢会上,他自编、自导、自演了一出历史话剧《崇祯之死》,对这位亡国之君表示惋叹,也表达了少年刘仁对时局的忧愤之情。

后来,刘仁考入营口水产学校,开始离家求学。该校是一所培养水产捕捞和水产养殖的专门学校,刘仁不仅专业课学得好,对实践课更感兴趣,而且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游泳本领,曾冒着生命危险抢救了两名溺水的同学,受到学校师生的一致好评。

1928年(民国17年),刘仁考入东北大学预科,两年后转入本科,进法学院政治系第四班。他与吴一帆、陈彦之等同学志趣相投,过从甚密,都是学校的进步学生和活跃分子。

刘仁身材魁梧,英俊潇洒,并十分健谈,兴趣也十分广泛,游泳、滑冰、球类以及琴棋书画,样样都好。他每天清晨都要到宿舍前的大操场跑上几千米,从不间断。他常对同学说,有个壮实的身体,将来不论干啥都能派上用场。他喜欢古典诗词,尤其喜欢岳飞、陆游的爱国诗词。每当吟到“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和“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时,与他那强烈的爱国之情发生撞击,对神州动荡、人民疾苦,愤然有力挽狂澜,澄清天下之志。

刘仁是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热血青年,本来进入本科专攻政治是有其深刻用意的,他要寻求救国救民的良策,但现实使他大失所望。军阀连年混战,民不聊生。东北易帜后,纳入蒋介石政权的统治之下,张学良当上了全国陆海军空军副司令,依然是换汤不换药,这使得富有爱国正义感的大学生们对张学良也十分不满。由于刘仁等人在学生中有威信,学校当局极力拉拢他们,但刘仁等人并不买账。有一次,身兼东北大学校长的张学良搞选举,指定两名所谓代表,让东北大学学生投这两个人的票,遭到刘仁等进步学生的反对。刘仁等人组织起来,针锋相对,硬是不选官方指定的人,并且将计就计,另选了两名代表,搞得校长十分狼狈。当时,学校空气沉闷,不允许讲授进步课程。因此刘仁对学校规定的课程不感兴趣,却千方百计寻找进步书籍。一次,他从同学那里借到肖伯纳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一书,便如饥似渴地读起来。书中有关阶级剥削的论述,使刘仁认清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并为他后来参加爱国救亡活动打下了基础。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垂涎三尺,正在策划侵略行动,东北的形势日渐紧张。东北当局对救亡活动采取高压政策,校园已无民主自由可言。与此同时,以华北的救亡呼声进一步高涨,北平、天津成为进步学生向往的地方。刘仁再也不想继续留校啃那些无用的书本,便于1931年(民国20年)暑假前夕,毅然放弃学业,告别东北大学校园,只身前往北平。

刘仁到北平不久,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侵占了中国东北。东北进步知识分子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车向忱等流亡到北平,组织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协会,刘仁立即加入到这个组织中来。他给好友吴一帆写信,让他随西迁的东北大学到北平复学。吴一帆到北平后,发现刘仁根本没有复学,而是在为抗日救亡紧张地忙碌着。刘仁还以吴一帆的宿舍为掩护,深入到群众中进行宣传鼓动,集会演讲,印刷刊物,张贴标语。他曾对吴一帆说:“一个热血青年如果只想着吃饱睡足,就容易意志消沉,现在国难当头,要想想国家民族,要为国家民族出点力,甚至流血牺牲,这才称得起炎黄子孙啊!”

刘仁主要活动在平津的工人群众中,为反对国民党的卖国政策,他在北平西城区组织领导过黄包车工人的罢工。他对当时的革命文学运动也十分热心,有一次,鲁迅先生在北京大学操场上讲演,刘仁也到场聆听。事后,他还把听讲演时的照片寄给表哥刘范五保存。

后来,刘仁受救国会派遣,来到天津开展工作。天津有几家英美开办的烟草公司,公司中有许多中国女工。刘仁经常到女工中宣传救国思想,调查外资企业对中国女工的剥削情况。为安全起见,他不时变换工作方式,转移居住地点,宣传和调查也常在晚上进行,有时需要连夜进行整理汇总,邮寄给北平。

恰在这时,刘仁的表哥刘范五随所供职的邮局撤到天津,继续担任邮政支局长。家住在大王庄义信里,这使刘仁大喜过望。表哥有公开身份,他的家成了刘仁从事秘密活动的庇护所。刘仁形成的材料不再经过邮筒,而是由表哥直接从邮局邮寄,躲过了可能遭到的拆信检查,这给刘仁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方便。刘仁高兴地对刘范五说:“表哥,你这里既安全,又方便,还省邮费,真是我们抗日救国的好基地,你就当我的保护人吧!”

由于有了可靠的保护伞,刘仁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大,他深入到天津郊区的古冶、林西、赵庄等煤矿,在矿工中开展宣传鼓动工作。几个月后刘仁圆满完成任务,回到北平。

1933年,日本侵略者向热河进犯,北平也处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之中。刘仁在北平的处境越来越艰难,有时连吃饭都成问题,他只好去摆地摊卖字来维持最低生活。

刘仁参加两年的抗日救亡活动,感到自己的知识不足,难当救国救民的大任。学水产可以谋生,但不是自己的人生目标;学政治虽然时髦,却不能挽救国家和民族的危亡。他渴望掌握更多的知识,学习外国先进的东西。他认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效法西方列强而迅速强盛起来,而且清末以来,赴日留学蔚然成风。于是他决定赴日留学,他的想法得到了父亲的支持,回到本溪筹集经费,以中国官费留学生名义,从辽阳乘火车赴大连,又乘船经朝鲜釜山,东渡日本求学。1934年2月,刘仁凭借流利的日语优势,正式进入日本高等师范预科,升入本科后,他选学了语言专业,主攻英语。

刘仁政治敏感,又参加过抗日救亡活动,他与一般中国留学生不同,所以赴日后目的十分明确。学习英语,当然不能完全满足他的愿望,所以,他用更多的时间和精力从事课外活动,阅读文学书籍。特别是对日本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夏目漱石的《心道草》等作品更是推崇备至,爱不释手。他不仅自己喜爱这些书,还向国内的朋友推荐。

刘仁虽然身在异邦,却心系着祖国,为了及时了解国内形势的发展,他通过关系从上海购买进步书刊邮寄东京。通过这个渠道,萧军的《八月的乡村》刚刚出版,刘仁在日本就读到了。1934年9月,刘仁的弟弟刘维坤来日本留学,当他征求哥哥意见时,刘仁向他建议说:“中国是个农业大国,急需农业方面的人才,你对农业又感兴趣,还是学农业吧!”刘维坤便选择了东京农业大学农学专业。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自发组成学生团体,经常开展各种形式的活动,其中以中华世界语协会最为活跃。世界语是波兰人柴门霍夫所创,以服务全人类为宗旨,掌握世界语,就可以超越国界进行交流。刘仁的日语、英语己十分流利,又以极大的热情和坚强的毅力学习世界语,并参加了东京世界语协会所举办的各种社会活动,几乎每个星期天都要聚在一起,用聊天的方式交换学习世界语的心得,以巩固学习成果和提高运用能力。聊天之后,还用世界语唱些流行的进步歌曲,如《国际歌》、《大路歌》、《义勇军进行曲》等。为广泛联系世界语者,刘仁经常到东京的朝鲜人居住区去,与朝鲜世界语者频繁接触,曾引起日本警方的注意和监视,但未抓住他任何把柄。

这期间,刘仁与日本进步女作家、世界语者长谷川照子相识。1936年3月底的一天,在筑地小剧场,刘仁与长谷川照子一道观看了有世界语表演的话剧《拂晓》,两人谈得很投缘。长谷川照子,日本国山梨县人,1912年出生。照子从小喜爱文学,且性格倔犟,1929年考入奈良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为的是脱离家庭,独立生活。在学校,照子积极参加学生运动和社会活动,热情地投身于世界语运动,并在这里找到志同道合的朋友,使她摆脱了孤独,逐渐活跃起来。他学习世界语进步很快,不久就能用世界语从事翻译和写作了。她阅读了大的进步书籍,注意从高尔基、小林多喜二等无产阶级作家的现实主义作品中汲取营养,这对她后来的写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开始把追求个性解放与现实斗争结合起来,对日本当局发动的战争极为厌恶。由于她频繁参加进步活动,因此被警察署列入黑名单一度被逮捕,并被校方开除学籍。

同年底,照子赴东京,继续从事世界语组织的进步活动,又参加了日本《世界语文学》的创刊工作。

扎实的文学修养,较高的世界语水平,火热的战斗生活,使照子写作才华得以充分施展,相继发表了许多文章,用世界语创作的小说,如《春之狂》、《一对男女世界语者的独自》、《六个月》等。她还把小林多喜二的代表作《蟹工船》节译成世界语,并开始撰写评介文章,如应上海世界语者协会会刊《世界》之约,发表了《日本妇女之现状》,还连续发表了《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现状》、《日本无产阶级文学处于何种状态》两篇文学评论。这几篇评论文章,极有见地。

刘仁与长谷川照子从相识到成为夫妻和战友,并非偶然。两人都曾参加过进步活动,刘仁因参加抗日救亡而被东北大学开除,照子因参加世界语组织的进步活动和反战活动而被奈良高师开除:两人都酷爱文学和世界语这一超越民族和国界的语言。随着交往的日益频繁,共同的理想和志向,共同的经历和语言,将这对异国青年男女紧密结合一起。1936年深秋,照子顶住来自家庭的压力,毅然宣布和刘仁结婚。

刘仁虽身在日本,却十分关注国内形势的发展。1936年下半年,日本侵略者正在酝酿全面侵华,中日之间的战争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国内抗日运动空前高涨。在这种形势下,刘仁认为已无必要继续留在日本,决定回国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当刘仁把这个想法告诉妻子时,照子不仅全力支持丈夫的爱国之举,并表示追随丈夫一起到中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去。于是两人商定,刘仁先期回国,三个月后夫妻在上海相会。1937年1月,刘仁暂别妻子,躲过日本特务的监视,乘上一艘国际邮轮,回到了祖国上海。三个月后,照子变卖了多处积累的衣物和书籍,只带上一架便携式手提打字机,在刘仁的弟弟刘维坤的帮助下,洒泪告别亲人,乘船秘密到达中国上海,与刘仁相会。

照子一踏上中国土地,就决心和丈夫共同战斗,同甘共苦,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事业奉献一切,并正式将自己的名字改为绿川英子。

可是,刘仁夫妇在上海,既没有亲属可投,也没有现成的工作去做,因此不得不过一段流浪者的生活,但这丝毫没有消磨他们的革命意志和热情。刘仁忽然想到世界语协会,于是他找到上海世界语协会的领导人、主编《世界》杂志的叶簌士。刘仁早在平津从事抗日救亡活动时,就曾与叶簌士有过通信交往。在叶的帮助下,刘仁在一家小出版社找到一份差事,收入微薄,绿川英子则与中国世界语者合作编印世界语会刊《中国怒吼》。刘仁结识了世界语者、诗人徐雉,热情的徐雉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当即将自己的两间屋子腾出一间让刘仁夫妇居住,使刘仁夫妇总算有了安居之所。在上海期间,刘仁夫妇还参加了上海各界群众的集会游行,要求国民党当局释放救国会“七君子”及声援抗日的社会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军占领上海。绿川英子亲眼目睹了日军在上海的暴行,她写道:“日本人在空中投下了好多燃烧弹,又给地上的平民洒上了汽油,他们封锁了道路,用机枪扫射那些逃命的市民。”由于上海己成孤岛,刘仁夫妇已无法继续在上海居住下去,在叶簌士的帮助下,他们从上海转移到广州。

1938年初,刘仁从《救亡日报》上得知丁克回到广州,喜出望外。丁克在日本曾掩护过刘仁夫妇,后被警方拘捕达8个月之久。当丁克知道刘仁夫妇的尴尬处境后,便把刘仁夫妇安排到一座象样的二层楼房里,这是丁克从朋友那里借来的。刘仁夫妇和丁克成了这别墅的主人,绿川英子给它取名为“绿色之屋。”

刘仁急于参加抗日工作,找到正在广州的郭沫若,请求帮助他们到武汉参加火热的抗日斗争。郭沫若刚从日本回国不久,当时还没有明确职务,因此只能对他表示钦敬和同情。刘仁不甘心就这样沉寂下去,于是他找到丁克商量,准备就地参加抗日斗争,这一想法立即得丁克的赞同。于是刘仁与丁克等人四处游说,积极鼓动,后在夏衍等人的协助下,说服广东军政当局,很快成立了广东国际协会,恢复了世界语组织,为方便开展工作,争取到省方领导挂名,这不仅解决了合法地位,减少麻烦,而且有了经费来源。协会隶属于广东省政府,下设日语、英语、世界语三个科,刘仁和绿川英子都在世界语科工作,由于这个科集中了部分优秀人才,很快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刘仁夫妇与同事们积极创办世界语特刊,编印抗日宣传小册子。

这时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情。一天早晨,绿川英子在上班途中被当局抓住,硬说她在听到防空警报时用红色手帕为敌机打信号,一定是日本奸细,不分青红皂白,把她带到警察局,随后被当局驱逐出境。绿川英子满腔热血参加中国人民的的抗日斗争,却背上的莫须有的罪名,受到不应有的对待,这使刘仁和绿川英子感到无法理解。绿川无辜被驱逐,刘仁只好相伴随行,流落香港。在香港,两人举目无亲,囊空如洗,不得不在香港的棚屋里度过了难忘的屈辱和苦闷的生活。

1938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成立第三厅,由郭沫若主持工作,安排了部分文化界进步人士。在郭沫若和叶簌士的帮助下,国民党当局才允许绿川英子公开参加中国抗战。同年6月,刘仁夫妇结束了4个月的流亡生活,到达国民政府大本营武汉。刘仁进第三厅从事资料编辑工作,绿川英子进国际宣传处对日宣传科从事对日广播。经过一年多的辗转流离,刘仁和绿川英子才正式实现了抗日救国的愿望。

绿川英子作为日本人能公开参加中国抗战,心情十分激动。7月2日19时,绿川来到播音室,开始正式播音:“日军同胞们!当你们的枪口对准中国人的胸膛,当你们大笑着用刺刀挑死一个无辜的婴儿,当你们手举火把点燃一栋栋草房,当你们扑向可怜的少女……你们可曾想过,这是罪恶,是世界人民不可饶恕的滔天罪孽!”“别错洒了你们的热血,你们的敌人不在隔海的这里。”她那圆润、清畅的日语犹如一发发重磅炸弹,大大瓦解了日军的士气,也激怒了日本当局。待他们查清她就是当年反战的长谷川照子时,日本报纸刊登她的照片,用大字标题骂她是“娇声卖国贼”、“赤色败类。”

绿川英子不仅用播音宣传抗战,而且撰写许多文章,讴歌抗战的将士,痛斥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她用自己的名义发出一封《日本朋友的慰问信》,首先向“拿自己的血肉来保卫中华民族的英雄们致诚挚的敬礼。”她又分析到:“日本军队不过是持较优良武器,可是这种武器赶不上你们的勇敢,更赶不上你们的团结,因为他们没有正当的理由打仗,你们无情地顽强地打下去吧!我也在后方用一切方法来支持抗战。”她在采访一位当过游击队长的老大娘后,以“赵老太太会见记”为题,发表在《抗战文艺》上,她写道:“这位文盲的农妇,乃是从现实斗争中成长出来的最好的宣传者、鼓动者、组织者……她是这个伟大的时代的伟大的母亲。”第一厅举行了一次纪念“七七”抗战周年献金活动,绿川英子也要做出自己的贡献,她晚上回到家中,翻遍全部家当,却没有一件值钱的东西。下班回家的刘仁得知后,劝她说如果没有什么就别献了,绿川英子听后很不高兴,最后一狠心,摘下戒指和手表,这是母亲和妹妹送给她的珍贵纪念物,她让刘仁帮助选择,看捐献哪一个,刘仁认为还是献戒指好,因为他们工作生活不能没有手表。第二天,绿川英子便将戒指捐献出去。

日军占领华北、华东后,开始向华中进犯。1938年10月,武汉陷落,刘仁夫妇随第三厅于年底撤退到重庆,住在重庆市区大田湾。刘仁与绿川英子在重庆创办了新的世界语宣传刊物《中国报导》(半月刊),向国内外发行,建立了世界语排字房,以保证刊物能及时排印和按期出版。

1939年5月初,日本飞机轰炸了重庆市区,第三厅搬迁到重庆乡下赖家桥,刘仁夫妇同10位文化界人士聚居在一起。当时的上海条件十分艰苦,刘仁患有肾炎,面部和两脚浮肿,但他仍然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夜以继日地忘我工作。

由于国民党当局蓄意破坏团结抗战,在第三厅安插了许多特务和顽固派分子,因此大部分工作人员随同厅长郭沫若愤然辞职,退出第三厅。中共中央副主席周恩来当时兼任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他找到国民党当局,提出要把这些文化界人士接到延安去,蒋介石深怕这些人去延安为共产党服务,于是同意在政治部下设文化工作委员会,由郭沫若、阳翰笙担任正副主任。刘仁与绿川英子进入该委员会第三组,从事对敌宣传工作,继续编辑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并为研究日本政治、经济、军事的刊物《政情研究》撰稿。工作与生活得到了暂时的安定,刘仁的身体状况逐渐好转。

由于赖家桥原来的农舍光线较暗,不利于开展工作。刘仁看到这种情况,便主动和同事商议,由个人出钱,自行设计,在山坡上新盖了一些茅草屋,十几户人家联结起来,居然也变成了一个小村庄,他们就将这个新建的村命名为“金刚村。”不久,刘仁和绿川英子的第一个孩子星星出世了,金刚村从此有了婴儿的笑声和啼哭声,充满了活跃的气氛。

绿川英子在这一时期活动较多,创作颇丰。她应邀在“留日学生训练班”上用日语讲授“对日宣传技术”课程,到日俘管理所作报告,很受欢迎。她用世界语翻译了揭露日军暴行的小说《活着的士兵》,由《中国报导》杂志出版。绿川英子的抗日活动事迹,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赞誉。1941年7月,在文化工作委员会为郭沫若归国参加抗战四周年举行的集会上,周恩来称赞绿川英子:“日本帝国主义者骂人是‘娇声卖国贼,其实你是日本人民的好女儿,真正的爱国者。”绿川英子十分激动,表示愿做中日两国人民的忠实女儿。她以极大的热情和全部精力投入到中国抗战,撰写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和政论文章,进入她创作生涯的高峰期。同年10月,绿川英子作品集《暴风雨中的细语》由世界语刊物《中国报导》编辑出版。刘仁为这部文体的出版付出大量的心血,他还亲自为文体撰写了题为《平凡的回忆录》的前言,指出“尽管它是一个平凡妇女的平凡生活的回忆录,但它却是这个时代的缩影,是一个年轻的世界语者自内心发出的沸腾的正义的呼声。这呼声并不大,但难道你不能把它看作为人类正义的旗帜,是爱与恨的标记吗?难道你不能从中见到那些侵略者嗜血成性的嘴脸吗?”字里行间,倾注了刘仁对自己妻子、更是战友的作品出版的激动之情。

同年11月16日,郭沫若五十大寿,也是他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五周年。在周恩来的倡议下,重庆各界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刘仁对郭沫若十分敬仰,也非常了解郭沫若的性格和为人,他和9位文化界人士别出心裁,制作了一支如椽巨笔,上面刻着“以清妖孽”四个大字,作为特殊礼物献给郭沫若。郭沫若见了十分高兴,和刘仁等人抬着这支巨笔合影留念。

1945年4月刘仁和绿川英子应邀到东北救亡总会工作。东北救亡总会是中国共产党的外围组织,高崇民、阎宝航为其负责人。刘仁夫妇在该会机关刊物《反攻》半月刊编辑部工作,刘仁任主编,绿川英子为编辑。东北救亡总会和《反攻》杂志除接受一些抗日进步人士的热心资助外,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刘仁夫妇和编辑部人员都是当义务编辑。同年5月,绿川英子《在战斗的中国》等三部作品由重庆世界语函授学社出版。

1946年4月,国民党军队占领沈阳,这期间刘仁夫妇的女儿晓兰出世了。为了方便工作,刘仁以美国新闻处《和平日报》记者身份出现,绿川英子则以世界语协会《解放妇女》杂志编辑的身份随刘仁来沈工作。他们以合法身份在国民党统治下的沈阳从事社会调查活动。刘仁听说老同学陈彦之担任国民党沈阳市教育局长,便与金沛霖找到陈彦之,说明他们是受高崇民指示回东北开展工作,请陈为金沛霖找份工作以作掩护,陈将金安排到一所中学当老教师。由于工作带有隐蔽性质,刘仁夫妇在沈阳多次变换居住地点。

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刘仁夫妇于1946年11月经化装离开沈阳,前往解放区,一路上冲破了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封锁,到达哈尔滨。由于东北战场形势急剧恶化,国民党军队正向哈尔滨大举进犯。刘仁夫妇又随我东北党政机关转移到佳木斯。11月下旬,佳木斯各界举行大会,热烈欢迎刘仁、绿川英子及其他来佳木斯工作的干部。绿川英子应邀在大会上发表演讲,她愤怒地谴责国民党政府的内战政策,揭露蒋管区的黑暗统治,表示要继续努力,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贡献力量。刘仁亲自为绿川演讲担任翻译,演讲博得了与会者热烈的掌声。

刘仁夫妇开始被安排在东北行政委员会后方留守处工作。1947年1月7日,东北行政委员会任命刘仁和绿川英子为东北社会调查研究所研究员,其待遇与政委会各委员相同。他们还被东北大学和一些社会团体邀请前去讲学报告,并受东北行政委员会陈先舟之托,对东北大学青年知识分子思想状况作过研究。在为东北大学做的报告中,绿川英子饱含着革命激情,期望一切革命的知识分子拿起笔来,讴歌光明,鞭挞黑暗,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受到学员们的热烈欢迎。这期间,刘仁还撰写了《在蒋介石统治下的沈阳》一文,刊载于《东北文化》杂志1947年l月号上,该文记述了他与绿川英子滞留沈阳期间的所见所闻,对国民党接收沈阳后的腐败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回到大后方,结束了辗转流离之苦,投身到火热的斗争生活,更激起了绿川的创作激情。刘仁十分理解妻子的心情,热情鼓励她把《在战斗的中国》第二部和第三部写完。绿川有丈夫的全力支持,特别高兴,更加坚定了创作的信心。她克服了生活清苦和高度近视等困难,开始伏案疾书,撰写她的回忆录续篇。

正当刘仁夫妇满怀政治热情投身到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时候,绿川英子因到医院做人工流产手术感染,不幸于1947年1月10日逝世,年仅35岁。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刘仁悲痛不已,他在爱妻灵前,泪如泉涌。刘仁由于长期工作积劳成疾,绿川的逝世又使他陷入极度的悲痛之中,导致旧病复发,经抢救无效,于同年4月22日在佳木期逝世,年仅38岁。

东北行政委员会为刘仁和绿川英子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追认俩人为革命烈士。1980年,中日合拍了反映绿川英子和刘仁生平业绩的电视剧《望乡之星》,相继在中日两国同时播映。1983年,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佳木斯人民政府为刘仁和绿川英子重新修建了合冢墓陵园,并举行了隆重的揭幕仪式。

李敏焕

李敏焕, 1913年生于朝鲜咸境北道,幼年随家迁居中国吉林省延吉县。

李敏焕幼年时父亲病逝,母亲被迫改嫁,姐姐送人,李敏焕成了孤儿。正在他走投无路之际,龙井镇大成中学(朝鲜学校)几位老师发现了这个无依无靠,却又聪明伶俐的孩子,把他接到学校供他上学。他学习勤奋刻苦,深受老师的器重,同学们也都喜欢他。

少年时代的李敏焕不断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从小就读了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钻研一些马列主义书籍,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1928年(民国17年),他15岁时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并担任学校儿童团总团长,多次出色地完成站岗、放哨、送情报任务,成为地下党忠实的“小交通员。”儿童团的进步活动,受到了当地特务的监视。有一天,他正在教室听课,突然看见一个密探走进学校院里,预感到情况对己不利,便以去厕所为名向老师请假,乘机摆脱了敌人。

1929年,李敏焕被党组织派到清原县搞地下工作。1930年,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担任中共清原县委委员和共青团县委书记。此期间,李敏焕曾带领两名助手处决了叛徒崔小峰。

1931年7月,在县委的统一部署下,组成暴动委员会,分三路发动和组织群众,举行反日示威大游行。李敏焕是第三路(即草市、横道河子一带)的负责人。他日夜奔走,逐沟逐岔,挨门挨户地发动群众,动员400多人参加游行。各路群众扛着棍棒和锄镐,高呼口号,浩浩荡荡地向预定集合地点——北山城镇南集场进发,不料被当地的反动武装堵截。敌人一边宣布戒严阻止集会,一边调动兵力镇压、逮捕示威群众。在这危急的情况下,李敏焕立即组织人员掩护群众撤退;并指挥一些骨干人员化整为零,在镇内街道散发传单。9月下旬,又组织了秋收暴动。这次暴动从南山城镇三间房发起,蔓延到周围十几个村屯,发动700多农民参加了集会。在大会上,李敏焕代表县委作动员报告,讲了国际、国内形势和斗争任务,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反对奴役剥削。他那有声有色、激动人心的讲话鼓舞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斗争意志。于是,在场的群众不顾地主武装的开枪恫吓,一直冲进大地主白保东和冯某的大院。经过这次斗争,地主终于被迫答应暴动农民的正义要求,把原来的“五五”分粮改为“三七”分粮,即地主分三成,佃户得七成。秋收暴动取得了胜利,减轻了农民负担,鼓舞了群众的斗志,扩大了党的政治影响。

“九一八”事变后,李敏焕积极投身抗日救国斗争。1932年秋,李敏焕接受党的派遣,来到柳河县三源浦地区,开展抗日救国工作。当时,日本侵略军到处烧杀抢掠、大肆搜捕进步人士和抗日群众,周围是一片白色恐怖气氛。李敏焕为了发动群众,带领部分骨干张贴标语,散发传单,向群众宣传:“要想不当亡国奴,我们大家必须团结起来,抱成一团,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召开群众大会,揭露日本侵略中国的残暴罪行,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经过一段时间的艰苦工作, 李敏焕于1933年春,组织起一支30多人的农民自卫队,不久,又吸收一批青少年。

1933年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成立,李敏焕组织的农民自卫队被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独立师直属少年连,李敏焕任连政委(按团职配备)。他在领导少年连对日作战中,出奇制胜,屡建战功。

少年连的战士都是十六七岁的青少年,开始时仅有几支枪,李敏焕决定从敌人手里夺取枪支武装自己。他派出小战士各处探听消息,寻找机会。1933年秋的一天,他得知从柳河到三源浦之间有伪军一个班正押着老百姓修国道(公路),便于第二天早晨带着几个机灵勇敢的小战士化装成修道的混在人群中。另有几个战士挎着筐,提着篮,装成串亲戚的或小商贩。伪军看到他们,都争抢着围拢上来,不由分说拿起就吃,小战士们向他们要钱,伪军不给,顿时和他们吵闹起来。化了装的战士随着修道劳工一起围上来。这时,李敏焕一声令下,战士们从四面八方一齐动手,当即打倒了几个伪军,将抢夺下,其余的伪军见势不妙,只好举手投降。这一次共缴获“三八”式步枪13支、短枪2支、子弹1000发。

有一次,驻通化日本宪兵队一辆汽车从山城镇载着军衣回通化,路经滴台。李敏焕率领少年连配合一师师部共200余人,埋伏在三源浦滴台公路两旁。久等不见汽车的动静,李敏焕身穿日本军服走上公路察看。不料这时日军汽车已经开来。他一看躲闪不及,就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迎着汽车走去。汽车上的3个鬼子以为他是自己人,便把汽车开到他跟前停住,并且都下了车,比划着向他问道:“通化去的,这个路对?”他说:“通化去的对!”顺手拽出手枪打了一梭子,三个鬼子应声而倒,就这样顺利地缴获了3支短枪和一车军装。

1934年夏天,抗联准备攻打三源浦的日本守备队和伪警察队伍,可是敌人非常狡猾,守在城防里不出来。为了诱敌出城,李敏焕指挥少年连和保安连70余人,埋伏在小城子桥头路旁,派两名战士把桥梁锯得只连着一点点,然后派几名战士到霍家街把伪军的柴草垛点着,并向空中连放数枪,以张声势。霍家街一个名叫于海泉的电话兵立即向三源浦的日军报告。日军守备队立即出动30多人分乘两辆汽车急速开来,当车开到桥上时,桥梁突然断了,日本军连人带车全部翻到河里。此时李敏焕一声令下,集中火力猛打,敌人未及还手,就被全部歼灭。

1934年9月初,通讯员小王探听到汉奸于芷山由山城镇往通化运送军需物品,李敏焕决定在距三源浦10公里处截击敌人。他率领少年连一排、三排埋伏在公路两旁。大约下午4时,伪军汽车开进了埋伏圈。李敏焕一声令下,战士们一齐冲了上去,活捉汽车队队长,缴获了全部军需品。

1934年年底,抗联一师的根据地——三道河南岸的百姓生活非常困苦,有的家庭竟连一粒米都没有。李敏焕和五团团长李明海商定要为百姓搞些粮食。他们挑选了70名精干的战士和100名农民,准备到河北岸没收五道沟王家烧锅的粮食。

王家烧锅的财东王老八是伪军军官,与日本人相勾结,欺压百姓横行乡里,专门与抗日军民作对。李敏焕决心严惩汉奸为民除害。

他们先派3个便衣战士打入王家烧锅侦察情况,以学3声狗叫为信号,里应外合。为防止敌人增援,李敏焕又布置李金山率少年连三排20余人准备阻击河北岸五道沟西门伪军邵本良部留守连。夜里10点钟左右,接到信号后,李敏焕率领战士们冲过河向王家烧锅猛攻,李明海团长指挥农民迅速抢运粮食。伪军组织兵力增援,遭到抗联伏兵的阻击。敌人组织了几次进攻,都被猛烈的火力击退。战斗持续约40分钟,抢粮的农民在李敏焕和战士们的保护下,抢出大米300余公斤、豆油500余公斤、白面100多袋、煤油30多桶、白条猪60余口,还有卫生衣等物资。

1935年5月,少年连扩编为少年营,营长王德才,政委李敏焕。同年8月底,提升李敏焕为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和一师的指战员转战在辑安(今通化集安)、兴京(今辽宁新宾)、桓仁、本溪、宽甸、凤城等地,打击了日伪军的嚣张气焰,巩固和发展了本、桓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5年秋,抗联一师住在辑安县刀尖岭下四五里的一个堡子里。根据侦察情报得知,辑安治安队长“张轴子”同日本指导官率领一个大队将路过刀尖岭开进桓仁。时任一师参谋长的李敏焕与其他几位师领导研究决定伏击敌人。第二天拂晓,李敏焕带队伍在刀尖岭前坡的沟膛子里设伏。师长带另一部分队伍隐藏在山坡上的树丛中。上午10点多钟,“张轴子”和日本指导官率150多人,从刀尖岭的后坡上来,进入一师的伏击圈。这时,李敏焕亲率战士冲杀过去,击毙日本指导官,活捉30多名伪军,缴获50支步枪及40多套军装。

1936年4月下旬,杨靖宇率抗联第一军军部来到宽甸县四平街与第一师会合。伪军邵本良部800余人追踪而至。杨靖宇与一师领导采取疲劳战术,消耗敌人力量,然后伺机歼灭邵本良部。军部和一师共500人牵着敌人沿桓仁、宽甸、本溪、凤城交界行进。4月30日,来到本溪县东部的赛马集山区(今属凤城),在梨树甸子设下埋伏。邵本良和日本顾问英俊志雄率全部人马进入抗联设下的“口袋,”400余人全部被消灭,日本炮兵中队长菊井少佐当场毙命,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大佐装死逃脱,邵本良负伤逃回沈阳。一师参谋长李敏焕参加了这次战斗的布置和指挥,对战斗的胜利做出了很大贡献。

6月23日,军部直属队和一师来到本溪县草河掌汤沟,李敏焕同其他几位师以上干部围着温泉旁的一块大石头参加杨靖宇主持的军事会议。会上决定由一师组织一支西征部队,迂回向西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协助领导一师西征。1936年6月28日,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一师师长程斌和师参谋长李敏焕率领部队开始西征。西征部队有一师主力部队第3团和少年营、警卫连共400余人。计划由本溪县和尚帽子山南麓的铺石河(现属凤城县)出发,从连山关与下马塘之间跨过安奉铁路,翻越摩天岭进入辽阳境内。为了避免目标暴露,李敏焕等率部队昼伏夜行,很快挺进到岫岩境内。尽管西征部队注意隐蔽行进,还是被敌人察觉到了抗联西征的意图。日军开始调集重兵前追后堵,企图把西征部队置于死地。面临这险恶的局势,李敏焕与其他师领导经分析研究,决定停止前进,放弃西征计划,分三路撤回,他和师长率师部、保卫连70余人为一路,辗转撒回本溪。7月15日上午10点多钟,李敏焕率领部队来到辽阳与本溪交界的摩天岭上,突然发现山下驻连山关守备第2中队的日军,李敏焕指挥战士发起进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30余名日军官兵全数毙命。这时,有1 000余名日伪军又包抄过来,下午展开了更加激烈的战斗。李敏焕指挥部队打退了敌人一次次进攻。午后4点钟,在敌人发起的一次进攻中,李敏焕在战斗中不幸中弹牺牲,年仅23岁。

为纪念李敏焕烈士,本溪县人民政府在其牺牲地——摩天岭山下建起一座抗日英雄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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